“1938年初冬,老師,真要離開武漢?”羅漢捧著一杯微涼的茶,聲音低沉。陳獨秀環顧四壁,輕嘆:“此間太悶,我想去延安。”
1932年被捕、1937年再獲自由,這位六十歲的老革命似乎一次次被命運推到十字路口。走出監獄那天,他瘦削卻昂首,說得最多的仍是抗戰。蔣介石遞來橄欖枝,勞動部長的頭銜擺在桌上,外帶十萬元經費,消息一出,友人驚呼“翻篇了”。然而陳獨秀撇嘴:“給我官帽只為粉飾太平,我若點頭,豈不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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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系招安碰壁的同時,托派標簽卻越貼越緊。出獄第二周,他公開聲明“已不隸屬于任何黨派”,語氣斬釘截鐵,可外界并不買賬。南京街頭的小報連篇累牘,既夸他是“啟蒙巨擘”,又罵他“思想搖擺”。陳獨秀索性閉門讀書,每天抄古詩自遣。
真正讓他動念的是延安。羅漢奔走于南京和西安之間,托葉劍英帶話給林伯渠。林伯渠當即電告中央,請示“老陳愿來延安,可否接納”。延安窯洞里的夜燈亮到深更,毛澤東與張聞天商量這件“棘手又不忍拒絕”的事。張聞天說:“蔣介石我們都合作了,只要他真心抗日,何不可?”毛澤東沉吟良久,執筆回電,列出三條:一、公開否認托派理論;二、表態支持統一戰線;三、用行動證明誠意。末尾加一句:“三條落實,其余日后商議。”
羅漢在西安等回信,接電報時天邊正起晨霧。他皺著眉讀完,對林伯渠說:“第一個條件,怕是難。”林伯渠擺手:“先帶去看。”于是他又趕赴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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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會面已是十月。日軍飛機轟鳴,江面浮尸隨波而下。寒夜里,羅漢將毛澤東的三條逐句念給老師聽。第二條、第三條,陳獨秀點頭;念到“承認加入托派之錯誤”時,他的手停在桌面,良久不語。屋外爆炸聲隱約傳來,他終于抬頭:“我可以不談托派,也可以不再提昔日之爭,但承認‘錯誤’二字,我說不出口。若我自認無罪,又何來悔改?”
羅漢勸了幾句,陳獨秀揮手:“我被捕五回,心志無改。今日要我道歉,只為進延安,那不是我。”他的倔強在暗燈下格外清晰。羅漢知再勸無益,只能帶著遺憾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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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明自莫斯科回延安,他對接納陳獨秀大為反對,更放出“漢奸津貼三百元”的流言。此言一出,南京重慶的報紙熱炒,連普通茶攤都在議論“陳先生拿日資”。陳獨秀聽聞大怒,拍案而起:“我寧肯窮死,也不受敵寇一分!”然而風聲已起,延安方面的熱情逐漸冷卻。
1938年夏,他避戰火,隨妻子潘蘭珍移居四川江津。鄰里只知來了一位白發書生,清晨挑水,夜晚伏案。事實上,他的衣食僅靠友人接濟,國民政府發來的兩萬元稿費被他原封退回,理由是“我寫字不為賣身”。張國燾寄來五千塊,他也推卻,快遞員帶著錢原路返還。缺米少鹽的日子,他卻自嘲“越窮越能讀書”。
周恩來仍不死心。1939年仲春,周總理冒險來到江津石墻院,推門時只見陳獨秀躺在藤椅上咳嗽。周恩來握住他的手,輕聲:“中央還是盼您去延安。”陳獨秀搖頭:“潤之、恩來之情,我懂。但我年事已高,坐會開不動,況且我若去,只怕惹出舊是非。”兩人相對無語。臨別,周恩來留下百銀元,被陳獨秀堅決退回:“互濟會的錢,只能救難中同志,我不合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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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幾乎與政治切斷聯系。白天注校《楚辭》《老子》,夜里寫《宋元戲曲考》。鄰居記得,他常對著昏暗煤油燈自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42年5月27日清晨,川江霧重,他因哮喘再發而去,留下滿桌手稿。潘蘭珍遵囑,將那筆未動的稿費悉數交還教育部,一如丈夫生前堅持。
試想一位昔日總司令、今日落魄書生,面對權位不低頭,面對舊友也不阿諛,固執到近乎苛刻。有人說他錯失時代,也有人嘆他高風亮節。歷史或許難下絕對評語,但那年延安電報上的“三個條件”與武漢夜色中的搖頭,恰恰刻畫出一種少見的純粹——不肯為自己認為對的理想退半步,這便是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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