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拒絕蔣介石，提出要去延安，毛主席回電：先答應3個條件

“1938年初冬，老師，真要離開武漢？”羅漢捧著一杯微涼的茶，聲音低沉。陳獨秀環顧四壁，輕嘆：“此間太悶，我想去延安。”

1932年被捕、1937年再獲自由，這位六十歲的老革命似乎一次次被命運推到十字路口。走出監獄那天，他瘦削卻昂首，說得最多的仍是抗戰。蔣介石遞來橄欖枝，勞動部長的頭銜擺在桌上，外帶十萬元經費，消息一出，友人驚呼“翻篇了”。然而陳獨秀撇嘴：“給我官帽只為粉飾太平，我若點頭，豈不自污？”

蔣系招安碰壁的同時，托派標簽卻越貼越緊。出獄第二周，他公開聲明“已不隸屬于任何黨派”，語氣斬釘截鐵，可外界并不買賬。南京街頭的小報連篇累牘，既夸他是“啟蒙巨擘”，又罵他“思想搖擺”。陳獨秀索性閉門讀書，每天抄古詩自遣。

真正讓他動念的是延安。羅漢奔走于南京和西安之間，托葉劍英帶話給林伯渠。林伯渠當即電告中央，請示“老陳愿來延安，可否接納”。延安窯洞里的夜燈亮到深更，毛澤東與張聞天商量這件“棘手又不忍拒絕”的事。張聞天說：“蔣介石我們都合作了，只要他真心抗日，何不可？”毛澤東沉吟良久，執筆回電，列出三條：一、公開否認托派理論；二、表態支持統一戰線；三、用行動證明誠意。末尾加一句：“三條落實，其余日后商議。”

羅漢在西安等回信，接電報時天邊正起晨霧。他皺著眉讀完，對林伯渠說：“第一個條件，怕是難。”林伯渠擺手：“先帶去看。”于是他又趕赴武漢。

武漢會面已是十月。日軍飛機轟鳴，江面浮尸隨波而下。寒夜里，羅漢將毛澤東的三條逐句念給老師聽。第二條、第三條，陳獨秀點頭；念到“承認加入托派之錯誤”時，他的手停在桌面，良久不語。屋外爆炸聲隱約傳來，他終于抬頭：“我可以不談托派，也可以不再提昔日之爭，但承認‘錯誤’二字，我說不出口。若我自認無罪，又何來悔改？”

羅漢勸了幾句，陳獨秀揮手：“我被捕五回，心志無改。今日要我道歉，只為進延安，那不是我。”他的倔強在暗燈下格外清晰。羅漢知再勸無益，只能帶著遺憾離開。

不久王明自莫斯科回延安，他對接納陳獨秀大為反對，更放出“漢奸津貼三百元”的流言。此言一出，南京重慶的報紙熱炒，連普通茶攤都在議論“陳先生拿日資”。陳獨秀聽聞大怒，拍案而起：“我寧肯窮死，也不受敵寇一分！”然而風聲已起，延安方面的熱情逐漸冷卻。

1938年夏，他避戰火，隨妻子潘蘭珍移居四川江津。鄰里只知來了一位白發書生，清晨挑水，夜晚伏案。事實上，他的衣食僅靠友人接濟，國民政府發來的兩萬元稿費被他原封退回，理由是“我寫字不為賣身”。張國燾寄來五千塊，他也推卻，快遞員帶著錢原路返還。缺米少鹽的日子，他卻自嘲“越窮越能讀書”。

周恩來仍不死心。1939年仲春，周總理冒險來到江津石墻院，推門時只見陳獨秀躺在藤椅上咳嗽。周恩來握住他的手，輕聲：“中央還是盼您去延安。”陳獨秀搖頭：“潤之、恩來之情，我懂。但我年事已高，坐會開不動，況且我若去，只怕惹出舊是非。”兩人相對無語。臨別，周恩來留下百銀元，被陳獨秀堅決退回：“互濟會的錢，只能救難中同志，我不合規矩。”

此后，他幾乎與政治切斷聯系。白天注校《楚辭》《老子》，夜里寫《宋元戲曲考》。鄰居記得，他常對著昏暗煤油燈自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42年5月27日清晨，川江霧重，他因哮喘再發而去，留下滿桌手稿。潘蘭珍遵囑，將那筆未動的稿費悉數交還教育部，一如丈夫生前堅持。

試想一位昔日總司令、今日落魄書生，面對權位不低頭，面對舊友也不阿諛，固執到近乎苛刻。有人說他錯失時代，也有人嘆他高風亮節。歷史或許難下絕對評語，但那年延安電報上的“三個條件”與武漢夜色中的搖頭，恰恰刻畫出一種少見的純粹——不肯為自己認為對的理想退半步，這便是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