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楊昌濟臨終前留下遺言：救國唯有依仗兩人，分別是指誰？

1920年1月，北京。病榻上的楊昌濟氣息微弱，他緊緊拉著前來探望的好友章士釗的手，用盡力氣囑托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章士釗知道，先生口中的“二子”，便是他最器重的兩位學生。先生看人，一向很準。

這位被蔡元培贊為“本校失此良師”的楊昌濟先生，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夫子。他早年留學日本、英國，還考察過德國、瑞士，帶回來的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更是一種看世界的新眼光。1913年，他回到湖南，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教書，講授倫理學、教育學。那時候的中國，風雨飄搖，思想界更是百家爭鳴，而楊昌濟的課堂，無疑成了當時湖南思想界的一座燈塔。

他的課堂從不枯燥。講到國家危亡，他常常痛心疾首，將強烈的愛國情懷融入到每一堂課里。這種情懷，像一顆火種，深深地埋進了一個農家子弟的心里。

這個年輕人，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非常敬重這位學貫中西、平易近人的老師。課余時間，他幾乎成了楊家的一名常客，時常登門求教，一談就是大半天。楊昌濟也對這位“資質俊秀”的農家子弟青眼有加，甚至用曾國藩、梁啟超的例子來勉勵他，認為農家子弟中多出奇才。可以說，在楊家的小院里，一位師者正用自己的學識與風骨，澆灌著一棵未來將要撐起整個民族的參天大樹。

當然，楊昌濟看重的，并非只有毛澤東一人。他臨終托付的，是“二子”。

另一位，叫蔡和森。

蔡和森與毛澤東是湖南一師的同窗，更是志同道合的摯友。他們一同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這個團體在當時的長沙，可謂是革命青年的大本營。如果說毛澤東是沉穩的實踐家，那么蔡和森就是激情的理論家。兩人一靜一動，相得益彰。他們的友誼，是在橘子洲頭的指點江山中建立的，是在《湘江評論》的筆墨官司里磨礪的。楊昌濟將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深知，這兩個年輕人思想的火花一旦碰撞，迸發出的將是改變中國的巨大能量。

1918年，楊昌濟受蔡元培之邀北上，到北京大學任教。他沒有忘記遠在湖南的學生們。在他的引薦下，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得一份工作，也正是在這里，毛澤東結識了李大釗，思想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飛躍。與此同時，蔡和森也在楊昌濟的幫助下，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奔走，并見到了李大釗、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楊先生就像一位精心的布局者，他不僅傳授知識，更在為自己看好的年輕人鋪設通往更廣闊天地的道路。

先生去世后，他所托付的“二子”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他們走上了同一條救國之路，卻又經歷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蔡和森遠赴法國，在那里，他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并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他與國內的毛澤東鴻雁傳書，跨越萬里重洋探討建黨的理論與方針，堪稱我黨早期理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

1921年底，蔡和森回國，正式入黨，與毛澤東在國內重逢。這對昔日的同窗摯友，此刻已是革命道路上最親密的戰友。他們共同面對黨內的爭論，共同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努力。蔡和森率先提出“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雖然在當時備受爭議，甚至被胡適譏諷為“鄉下人談海外奇聞”，但歷史證明，這一口號精準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本質。

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不平坦，反而充滿了血與火。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八七會議”上，蔡和森立場鮮明地批判了右傾錯誤，并極力推薦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堅定支持走武裝斗爭的道路。他的遠見，為我黨及時糾正航向、開辟新的革命道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遺憾的是，這位才華橫溢的革命理論家，卻未能親眼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白色恐怖愈發殘酷，他的愛人向警予先一步被捕犧牲。蔡和森強忍悲痛，在悼文中寫下：“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他將悲憤化為力量，繼續在最危險的地方戰斗。

1931年6月，因叛徒出賣，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他堅貞不屈，兩個月后，在廣州英勇就義，年僅36歲。他用自己年輕的生命，為自己的信仰畫上了壯烈的句號。

楊昌濟先生托付的“二子”，其中一位，就這樣隕落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剩下的重擔，幾乎全部落在了另一位的肩上。毛澤東帶著摯友的遺志，以及千千萬萬犧牲同志的期望，繼續在井岡山、在延安、在西柏坡探索著中國革命的道路。他將蔡和森等同志在理論上的探索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最終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贏得了民族的獨立與解放。

楊昌濟先生的臨終遺言，像一個跨越時空的預言。他看準了兩個人，一個奠定了理論的基石，一個開辟了實踐的道路。雖然其中一位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嘆息，但他們共同點燃的革命火炬，最終由另一位高高舉起，照亮了整個中國。先生一語，重若千鈞。斯人已逝，但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卻穿越了百年風雨，回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