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返國細節

原創：賀衛方，內容來自公眾號“慕槐”。

晚年的錢端升在自述中這樣寫道：

新中國誕生前夕，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一九四八年秋。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當時，雖有美國友人勸我暫時留美教書，但我已經看見新中國的曙光，決心回國。經多方設法，在舊金山覓得船只啟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終于回到北平。不久我被推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此時，北平即將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準備并配合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同學做好了一切護校準備。一九四九年一月，終于迎來了北平的解放。（錢端升：“我的自述”，載《錢端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這篇自述又收入趙寶煦等，《錢端升先生紀念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頁三九〇-三九八）

回頭讀錢氏日記，我們知道他在哈佛的客座教學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結束了，之后半年的時間里，他先是投入很大心力將在哈佛的講稿整理成書，即一九五〇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版《中國的政府與政治》，與此同時也與美國學界以及在美從事外交事務的諸多人物交往頻繁。這段時間日記都很簡短，差不多像是行事歷一般只是一兩句，很少詳細紀事和抒發內心情感。不過，在回程逗留于舊金山時，九月二十日起連續三天的日記卻包含著引人生疑的細節（下列引文見《錢端升日記》，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上冊，頁二三一）：

張紫常在Berkeley International House請客，加大客甚多，政系有Oedgand及Gettlle等，Gettelle問我可留否。云明日將電我也。（二十日）

去Berkeley找Gettelle，多次未值，后通電話，始知伊未知原欲請我之事已由Bisson任而別無他事也。（二十一日）

晨去Stanford，由Wright接去，見Easton Rothwell and Graham Stuart，商工作事，未大定。（二十二日）

幾天后，二十九日有到舊金山辦理護照加長居留期事項，并決意返回麻省劍橋。但東返并未成行，直到十月九日又接到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即Wilma來信，“頗以我之不能定為怪，決計飛返。”這里的“飛返”已是返回中國，到十月二十一日終于登上美國海軍運輸船啟程回國。

查日記中提到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的兩個人，Oedgand應是Odegard之誤，Gettelle名字的拼寫也多了一個“e”。那個時候Peter Odegard和Raymond Gettell都是加大伯克利政治學系的掌門人物。Easton Rothwell時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兼副主任，Graham Stuart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上述日記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錢氏當時試圖在加州伯克利或斯坦福大學尋找一份工作，但是伯克利的職位已經確定由Bisson占據了，斯坦福的也未能確定，猶豫難決之下，他甚至有返回哈佛再謀出路的念頭，但費慰梅的怪罪可能令他不快，最終還是選擇回國了。日記提到的那位Bisson顯然是Thomas Arthur Bisson，中文名畢恩來，經濟學家、東亞事務專家。他一九三七年六月曾作為親共刊物《美亞》（Amerasia）雜志編委與執行主編賈菲（Philip J. Jaffe）夫婦以及編委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同訪問延安，二戰期間及戰后在日本參與美國政府工作，一九四八年即錢端升在舊金山逗留之時，加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政治學教學。因為其親共傾向，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時期，畢恩來多次遭到國會傳訊，最后失去了伯克利的職位，一九六九年轉到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擔任中國研究教職，一九七九年逝世。

因為相信了錢氏自述，不少作者都愿意強調他在江山鼎革之際毅然返國并與新政權合作的選擇。例如，陳夏紅在他的一篇文章一開頭就這么寫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寄居在費正清家裏的錢端升，聞知「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遂不顧友人挽留，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職位，多方設法回到即將建立全國政權的人民中國。（陳夏紅：“錢端升：我大大地錯了”，《二十一世紀》二〇〇六年一月號）

錢端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有了錢氏日記，我們知道，早在九月八日錢端升就踏上了西行的路途，十一月早已不在費宅寄居了。“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哈佛客座教授的職位”云云也不存在，因為他在那里的教學任務已經完成，沒有續聘之說。另外，錢氏自述中所說，“雖有美國友人勸我暫時留美教書，但我已經看見新中國的曙光，決心回國”，實際上他是在謀求職位未能如愿后才歸國的。自述里那樣的說辭可謂某種為顯示政治正確而作的事后追溯式預判（retroactive prefiguration）。至少從那段時間的日記觀察，其中也沒有對“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而感到快慰的任何記錄。

此外，錢氏三位公子紀念乃父的文章說：“一九四八年由于中國即將解放，他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待遇優厚的邀請，毅然返回祖國。”（見錢大都、錢仲興、錢召南：“回憶我們的父親”，收入趙寶煦等，前揭，頁五〇-五五）但是，據《錢端升日記》，哥倫比亞大學擬請任教確有其事，但卻是一九四九年錢氏已在北平的事。三月九日日記：“Nat Peffer來電云哥大擬請任教，勢須卻之。”十五日：“覆N. P.電今日發出，卻之。”二月二十八日北大已被解放軍軍管會接管，故“勢須卻之”。（見《日記》下冊，頁二五二。邀請者Nathaniel Peffer，中文名裴斐，曾在華二十五年，國際關系專家，一九三七-五八年任教于哥大公法與政府系）

上述似是而非的說法經本人和他人的不斷復述，當事人開始時的掩飾經過壓力下的一再重復和強化，逐漸變得真假莫辨，最終習非為是，甚至成為內心確信了。用宋人的詩句，可謂“安得兩相忘，容我從此逝”；昨日之我逐漸虛化乃至徹底消逝，一個新我走上了歷史舞臺。

本文原創賀衛方，內容來自公眾號“慕槐”。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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