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春運”背后，是漸行漸遠的故鄉

文|大 何

春節將至，“反向春運”這個詞又悄然流行起來。

這其實不算什么新詞，每年臨近過年都會被重新提起一下。

顧名思義，不再是子女擠上歸途的列車，而是父母收拾行囊，來到子女打拼的城市里團圓。

雖然這部分的人群和龐大的春運返鄉大流相比，或許只是滄海一粟，

但它就像一個信號，每年都在提醒我們一個深刻的社會變遷正在加速。

人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句話或許有些宏大，但落到每個家庭的遷徙上，道理卻是相通的：人的流向，終究跟隨著生產與生活的重心。

當一個人的工作、社會關系乃至未來都扎根于一座城市時，“家”的概念便會隨之重塑。

這種重塑，對于那些已經將戶口遷入城市的年輕人來說，感受尤為真切。

故鄉，在他們的概念里，越來越等同于父母所在的地方。

一旦父母也離開那片土地，故鄉在情感上的連接點，或許就將徹底斷裂。

為什么會這樣？

這背后是一個我們不常提及卻正在大規模發生的事實：傳統農村家庭結構的靜默瓦解。

這個瓦解的核心，源于農村老人的大規模離世。

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尤其是在預期壽命相對更低的農村地區，一個時代的告別正在靜靜上演。

第七次人口普查時，中國尚有約3500萬80歲以上的老人，而這幾年過去，這個數字估計又減少了許多。

他們的離去，不僅僅是一個生命的終點，更是一個“大家庭”時代的落幕。

老人，尤其是在傳統鄉土社會里，是一個家庭真正的核心樞紐。

他（她）如同一棵老樹的根，深深扎在故土里，連接著家鄉的老宅、散落各地的子女、盤根錯節的親戚、左鄰右舍的鄉親，以及幾代人共同的童年記憶。

當這個樞紐不在了，以其為核心的大家庭網絡便失去了向心力。

那些曾經因為“過年要回父母哪里”而相聚的兄弟姐妹（多為50后、60后），突然發現，那個必須回去的理由消失了。

許多大家庭，并非因為矛盾，而是在老人去世后，因缺少共同的話題與交集，自然而然地疏遠、淡化了。

如果你深入今天的農村，會發現這種現象普遍得令人心驚。

養老時因“一碗水沒端平”積累的摩擦，更是在老人走后，加速了這種離散。

紐帶一旦斷裂，心里的牽掛也就隨之松弛，在哪里過年，似乎差異不大了。

與此同時，年輕一代對“回鄉過年”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據我觀察，許多年輕人對此是有些抵觸的。

回一趟農村老家，交通、人情往來，動輒花費數千，若再遇上幾位邊界感模糊的親戚，一番盤問下來，更是免不了一肚子氣。

相比之下，用這筆錢把父母接到城里，一家老小附近逛逛吃吃玩玩，少了走親戚，串門拜年，來回請吃等客套，不用辛苦張羅年貨，不用做一大桌子菜，不用辛苦一個人，全家等著吃，能過一個輕松愜意的“肥年”了。

父母也可以早一些去子女那兒，不用等放假，子女也可安心工作，父母來了，不需子女請假照顧，還可幫忙做些家務。

雙方都很輕松自在，不用趕時間，不用搶票，還多些相處時間。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

全國城鎮化率雖在67%左右，但40歲以下年輕人的城鎮化比例早已超過90%。

這意味著，習慣于鄉村生活、并將那里視為“根”的，將主要是逐漸老去的60后及更早的輩分。

他們，會是最后一代與農耕社會有著深刻情感聯結的人。

而我們之所以曾有如此壯觀的春運，是因為上一代打工者在城市里只是過客，他們沒有落腳點，而農村的土地和以農耕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依然在運轉，那里有他們的根基和牽絆。

而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隨著城市化的洪流，小農經濟逐漸式微，人們不再被幾畝薄田束縛。

更重要的是，維系農村熟人社會的核心群體——那一代老人——正在不斷凋零。

當人際網絡的“錨”消失了，回鄉的引力自然也就消散了。

就這樣，在時代的洪流中，大家庭被小家庭取代，根植于土地的“農村的家”正轉變為依附于核心家庭的“城市的家”。

而如今已為人父母的這代人（50、60后），大多有過進城務工的經歷，他們對城市生活并不陌生，甚至更能適應。

可以預見，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這一代人也步入晚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會選擇來到子女身邊生活。

到那時，“反向春運”或許將不再是一個特殊的詞匯，而是一種常態。

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許多農村和鄉鎮，可能會真正地人去樓空。

這無關對錯，也并非一種鄉愁的悲鳴，只是社會變遷的一種表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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