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16年4月，湖北省檔案館幾位工作人員在清理舊物時，意外發現了一幅被歲月塵封的卷軸。
畫工談不上多么精湛，墨色甚至略顯生澀，描繪的是漢江之上的夜航景象。
江岸漁火閃爍，帆影泛著微紅，真正讓人心頭一緊的，是卷軸邊角貼著的一張小紙條。
紙條上字跡潦草卻有力：“經濟這東西就是航標燈，燈一滅，船這就得瞎撞。”
留下這幅畫的人，名叫關廣富。
提起這個名字，湖北老一輩人腦子里蹦出的第一個頭銜通常是“省委書記”。
可要是一竿子支回1983年以前，他在金融圈子里可是響當當的“算盤精”。
從整天撥弄算盤珠子的銀行行長，搖身一變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員，這跨度擱現在看，簡直像是在聽天書。
把日歷翻回1983年4月。
那會兒，一份加急電報從中南海直發武昌紫陽路。
這事兒有多稀奇？
照著那年頭的慣例，一把手通常得從副省級干部里挑，還得是管過黨政、經驗老道的。
可關廣富呢？
級別是廳級不說，身上的標簽也太“偏科”了——“財神爺”、“業務通”、“只會算賬”。
讓一個管錢袋子的去管全省的帽子、盤子和路子，能行嗎？
省委大院里炸開了鍋，質疑聲更是滿天飛。
有人心里犯嘀咕，怕他鎮不住場子；也有人暗地里撇嘴，覺得他玩不轉復雜的政治棋局。
誰知道，不到兩個月，這些閑言碎語全都銷聲匿跡了。
咋回事？
因為關廣富算的這筆賬，跟大伙兒想的壓根不是一碼事。
上任頭一個禮拜，他沒按套路出牌去搞拜訪、開座談，而是一頭鉆進了越野車。
去哪兒了？
他把武鋼的車間、襄陽的拖拉機廠，還有荊州的棉花地跑了個遍。
回來之后，他站在省委常委會議室的地圖前，抓起粉筆，在湖北中部狠狠地圈了一塊地。
那時候湖北的產業布局有個致命傷：南重北輕。
重工業全擠在長江沿岸，廣闊的江漢平原腹地和鄂北地區，就像個塌陷的大盆地。
要是想圖穩當，就該接著把武漢做大，錦上添花嘛，政績出得快，風險還小。
可關廣富心里裝著另一本賬。
他指著那個粉筆圈說：“漢水走廊那是中部的心臟，這兒要是不通，湖北這就活泛不起來。”
心臟不跳，四肢再粗壯那也是癱瘓。
就這樣，“三縱兩橫”的大交通骨架被硬生生塞進了省里的五年規劃。
省內鐵路復線的開工速度，蹭蹭往上漲，直接沖到了全國前頭。
這筆賬算得透徹：路通了，血脈自然就活了。
光有大動脈還不行，還得有毛細血管。
這就得說說同年他拍板的另一件大事——讓農村信用社“進村入戶”。
在那個年代，銀行的眼珠子都盯著大工廠、大國企，誰樂意去搭理農村那點雞毛蒜皮的貸款？
風險高不說，額度還小，管起來累死個人。
從銀行行長位子上提拔起來的關廣富，比誰都清楚這里頭的坑有多深。
但他還是干了。
理由就一句大白話：“資金這股活水，必須得灌到最細的根須里去。”
這一招，眼光毒辣得很。
僅僅過了三年，全省農貸余額翻了八倍。
這是啥概念？
那是海量的鈔票像水銀瀉地一樣流進了農家小院。
后來名震全國的孝感、隨州那一片的豆制品、禽蛋產業鏈，就是靠著這些當初不起眼的“毛細血管”輸血，才一點點長成參天大樹的。
事實擺在眼前，這位“財神爺”不光會算死賬，更懂得算活賬。
這種“算賬”的本事，有時候還帶著一股子不講理的“霸氣”。
1985年4月，關廣富去湖北人民出版社搞調研。
“這環境，能編出好書來？”
隨行的人一臉苦相。
那年頭搞基建，那是天大的難事，要指標，要層層蓋章。
有人悄悄拽他袖子：“書記，指標還沒批下來，這事兒難辦。”
換個別的領導，大概率就是一句“回去研究研究”，然后把皮球踢給計劃部門。
關廣富咋干的？
他當場拍桌子，給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簡直是“踩紅線”的搞錢路子：“你們自籌一半，財政貼一半，再去銀行貸一點，半年內必須動土。”
這時候，又有人拿“指標”說事。
關廣富手一揮，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話：“指標要是跟不上發展，那就改指標。”
這話聽著像是腦子一熱，其實背后邏輯硬得很：死守規矩那是庸才，解決問題才叫擔當。
他是搞金融出身，深知只要杠桿用得對，錢是可以“變”出來的。
這種在亂麻里快刀斬亂麻的本事，是打哪兒練出來的？
這得往回倒帶。
1966年，風暴刮遍全國。
關廣富被發配到五七干校，這一蹲就是六年。
那是人生的至暗時刻。
多少人在那個環境里，精神崩潰了，要不就是變得唯唯諾諾，只求保命。
關廣富在干啥？
他在種棉花，挖水渠。
白天干得渾身泥巴，到了晚上，借著月光，偷偷在一本粗糙的草紙本上算數。
算啥呢？
算“湖北城鄉收入對比曲線”。
旁人在喊口號，他在摳數據。
旁人在搞斗爭，他在核對農工產量。
1972年平反的時候，他掏出那幾本破筆記，把這六年的數據記得清清楚楚，連統計口徑都標得一絲不差。
老同事看到這些筆記直嘬牙花子：“真服了他，這日子都能熬得住。”
其實那不是熬，是他心里早就埋下了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最早能追到1929年。
他出生在吉林扶余，是在“偽滿洲國”的刺刀和凄厲的警報聲里長大的。
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個黃昏，少年關廣富撿起一枚廢棄的彈殼，對他爹說：“這玩意兒，將來得融了埋進咱自己的地里。”
那種對土地、對建設的渴望，從那時候起就沒斷過線。
17歲當兵，學管軍需；跟著賀龍的隊伍過怒江、跨大渡河，一路算糧草算槍支；解放戰爭尾聲在穆棱縣，一個人調度全營的被服款項…
他這大半輩子，都在跟數字打交道。
50年代調進湖北后，因為對數字敏感到嚇人，他成了李先念身邊的年輕參謀。
李先念那是理財的大行家，對關廣富只有六個字的要求：“嘴巴嚴，賬目準。”
關廣富回得干脆利落：“絕不打折扣。”
這句承諾，他守了一輩子。
1986年，他在省黨代會報告里頭一回寫進了“中部崛起”的提法。
那一年，湖北全省GDP增速飆到了11.3%，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破天荒跨過了千元大關。
這都是賬本上實打實的硬通貨。
當記者追問秘訣時，他沒扯那些高深的大道理，只說了一句大實話：“規劃寫在紙上那是畫餅，口袋里有錢才是真格的。”
1999年，身體實在扛不住了，關廣富申請離崗。
告別信統共才一百多字，沒啥豪言壯語，心里頭只惦記著一樁事：“湖南湖北，兩湖得通氣，別讓規劃擱淺了。”
退休后，他搬進了洪山腳下的老干部宿舍。
那是徹底退了。
有人想去采訪他，聊聊當年的政績，他擺擺手回絕了：“讓我畫兩筆吧，心還在湖北，嘴巴該歇歇了。”
往后的十幾年里，他雷打不動每天清晨五點爬起來作畫，午后就讀《資治通鑒》。
鄰居大媽發現個怪事：這位老書記畫畫，只畫那些嶙峋的怪石和老松樹，從來不畫花鳥蟲魚。
問他為啥，他樂呵呵地回答：“石頭不怕風吹雨打，畫它心才靜得下來。”
這話，像極了當年在五七干校里，那個背著算盤、在糙紙上抄數字的倔老頭。
2016年，他走了。
留下的那幅《漢水夜航》，成了他一生的注腳。
回頭看關廣富這一輩子，你會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特質在他身上居然完美融合了：
一個是精打細算的銀行家，算盤珠子撥得飛快，賬目算得極準，絕不讓一分錢打水漂。
一個是手腕強硬的政治家，看準了就下注，敢砸碎舊規矩，敢在地圖上圈地盤。
當這兩樣東西合二為一，就造就了那個年代湖北經濟騰飛的奇跡。
在那張便簽上，他說經濟是航標。
其實，他自己就是那個在江灘柳絮滿天飛的歲月里，死死攥住舵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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