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農民工欠薪 如何對癥下藥（金臺視線）

本報記者 金 歆 胡笑源

歲末年初，很多農民工結束一年辛勞，打算回家過年。但不少農民工特別是建筑行業農民工來信反映，干完活卻沒有按時足額拿到工資。

為何農民工反映欠薪問題多為建筑行業？相關問題如何解決？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探訪。

現狀究竟如何？

墊資建設的“資金鏈條倒置”模式，導致農民工成風險承擔者

2025年12月29日，湖北十堰市鄖陽區，記者在瑟瑟寒風中見到了來信反映欠薪問題的農民工王明(化名)。

“2020年至2024年，我在鄖陽區‘漢水金岸’小區項目做瓦工。”王明說，施工期間，“包工頭”每月給1000至2000元的生活費，并約定：工資按施工面積計算，每年年底結算一次。

“直到現在，只在2020年底結過一次工資。”王明說，“總共欠我9萬多元。我們一起參與這個項目的有127人，共被拖欠工資725萬余元。”

“當前一些建筑工地雇用農民工，仍采取平時付一些生活費，工程結束或年底時才結算工資的支付方式。”長期關注農民工欠薪問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認為，這就可能出現拖欠工資的問題。

除了王明，近來，本報接到不少農民工的投訴：

甘肅蘭州市農民工姚師傅表示，2023年8月至10月，他們5人在甘肅公航旅金融倉儲基地(二期)項目承擔抹灰工作，仍有9萬多元工資未支付；

河北張家口市農民工劉師傅表示，他們3人2024年3月至6月在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潮白河孔雀城紫涵園75號樓”做二次構造工，至今仍被拖欠4萬元工資；

拖欠工資的理由是什么？

記者就“漢水金岸”小區項目欠薪問題采訪了湖北十堰市鄖陽區住建部門負責人。他介紹：“小區的建設單位是十堰市镕鑫偉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施工總承包單位為湖北申昌建設有限公司。”他表示，因為這個小區選址不佳，預售時房子賣不出去無法回款。镕鑫偉業公司自身資金不足，無法支付給施工單位工程款；施工方也無資金繼續小區建設，更無力支付農民工工資。

房地產項目賣得好不好，屬于開發商應該承擔的投資風險，也要農民工承擔嗎？一名建筑行業從業者表示，層層墊資施工在行業內仍然存在。這種“資金鏈條倒置”模式，讓農民工也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

“開發商要求總承包單位墊資，通常支付一部分工程款便要求開工。之后總包要求分包單位墊資，分包單位再要求‘包工頭’墊資。”王天玉介紹，一旦開發商因經營問題無法支付工程款，總包單位就無法向下家支付工程款，最后風險傳導到農民工身上，農民工也就拿不到工資。

防范為何失效？

違法轉包、掛靠，導致保障農民工工資的規章制度落實不力

“2020年《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等出臺后，防范農民工欠薪的規章制度都比較完善了。”司法部法律援助“安心行動”專家顧問、北京福茂律師事務所主任時福茂說，問題還是出在具體制度的落實上。

防止欠薪，首先要明確“發工資的責任人是誰”。為此，《條例》規定了施工總承包單位代發制度，并規定分包、轉包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均由施工總承包單位先行清償。如果這項規定落實到位，即使采取“資金鏈條倒置”的墊付模式，也將很大程度減少欠薪事件發生。

然而，時福茂介紹，現實中個別施工單位將工程違法轉包、違法分包，部分項目分包層級多達5—6級，還有的采取“掛靠”方式，借用其他公司名義承攬工程，實際施工主體和備案施工單位并不一致，“近年來有關部門加大查處力度，一些公司就采取‘借用人員’等更隱秘的方式。”

“這就可能導致總承包單位代發制度落空。”王天玉解釋，有的工程層層轉包后，施工總承包單位根本不知道誰參與了施工，也就不可能去給農民工發工資。農民工也不知道該向誰追討工資，確認用工關系也有困難。

“漢水金岸”小區項目即屬于這種情況，鄖陽區住建部門負責人介紹，小區4號樓、5號樓，建設登記施工單位為湖北申昌公司，實際施工方是黃某等兩名“包工頭”帶領的包工隊。

“我們和申昌是‘掛靠’關系，和他們簽了‘協議’，借用他們的名頭施工。”黃某對記者表示。

鄖陽區住建部門負責人表示，申昌公司遠在距十堰數百公里的鄂州。而且申昌公司已經沒有承建工程的能力，無力支付農民工工資。

用工實名制管理是另一項重要制度。《條例》規定，“施工總承包單位或者分包單位應當依法與所招用的農民工訂立勞動合同并進行用工實名登記”“未與施工總承包單位或者分包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并進行用工實名登記的人員，不得進入項目現場施工。”

“應該說，用工實名制管理明確了發工資的對象，通過技術手段對每名工人的工資賬戶進項進行監控，就能第一時間發現欠薪的問題。”鄖陽區人社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

現實中，實名制落實不到位的情況依然存在。河北張家口市一名“包工頭”告訴記者，在自己施工的工地，登記的是一批人，實際干活的是另一批人。“現在不少地方要求‘實名掃臉’進工地，我們就另開一個側門。”

上文提到的劉師傅也告訴記者，自己從沒遇到過需要實名登記的情況，“聽都沒聽說過。”

王天玉表示，一些農民工擔心實名制后，個人工資流水納入監管，要承擔納稅等“額外成本”，自己也會配合規避實名制。

此外，《條例》對“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進行規定：“施工總承包單位應當按照有關規定開設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專項用于支付該工程建設項目農民工工資。”對此，王天玉介紹，現實中，個別地方監管不到位，導致這些制度流于形式。“比如工資保證金，可能只是應付檢查時‘過一下賬’。”

記者了解到，去年發生在山西洪洞縣的一樁農民工欠薪案中就存在類似情況，工程施工總承包單位以開具保函的形式設立了工資保證金，但保函有效期內仍有農民工被欠薪。

維權難在哪里？

企業用工不規范、勞動監察執法力度不夠，農民工自我保護能力不足

“企業用工不規范是農民工討薪維權難的重要原因。”時福茂表示。

據了解，用人單位與農民工之間不簽勞動合同甚至任何書面協議的情況十分普遍。“工地上大多是包工頭招人來干項目，很多是熟人、親戚，覺得沒必要簽。有時在這里干幾天就得去找別的活干，簽合同反而受約束。”山東菏澤市農民工鄭師傅表示。

缺乏合同協議，導致農民工討薪時難以提供能客觀證明勞動關系和工資實際金額的證據。

甘肅蘭州市農民工姚師傅遇到欠薪后，去勞動監察部門舉報，手里卻只有一張班組長手寫的“欠條”，內容僅包含“抹灰面積”、8月份和9月份收到工資數額等，也沒有加蓋任何公章。

在“漢水金岸”小區項目務工的魏師傅表示，早在2020年工程第一次出現欠薪時，自己就曾到勞動監察部門舉報。但當時自己拿不出任何在該工地務工的證明，勞動監察部門表示難以處理。

劉師傅則表示，因為自己沒有合同，或其他可以證明事前約定工資數額的證據，用工方不認可自己主張的工資數額，維權陷入僵局。“我在工地上的工作是砌磚，口頭約定好總價12萬余元，可現在用工方對這個數不認賬，我也沒辦法。”

“勞動保障監察行政執法力度不夠是農民工討薪難的又一原因。”時福茂表示，用工方欠薪，或者不按要求簽訂用工協議，歸根到底都是違法行為，都需要執法部門予以糾正處罰。但當前基層勞動監察執法力量不足，近年來又因相關改革機構裁撤合并，有時會出現無法覆蓋監管需求的情況。

鄖陽區勞動監察部門負責人也表示，自己部門在編且能勝任工作的執法人員僅有2人，很難滿足執法需求。

此外，維權成本高、信息不對稱、農民工自我保護能力有限等問題，也制約著農民工討薪維權的有效性。

一些農民工往往先后在全國多地務工，跨域討薪成了難題。在北京務工的農民工張師傅表示，自己在山東一個工地被欠薪，“我總不能一直待在山東要錢，還得去別處干活掙錢。專門去一趟成本也很高。”

記者在鄖陽區群眾來訪接待中心詢問一名農民工為何不采取訴訟等方式維權，他告訴記者，“我們文化水平不高，哪懂得‘訴訟’‘仲裁’是什么。”

問題如何破解？

縮短建筑業農民工發薪周期，強化勞動監察執法力度，提供法律援助

近日，“漢水金岸”小區項目多名務工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拿到工資了。據悉，鄖陽區有關部門多方籌措資金，通過先行墊付的方式，解決了包括127名農民工在內的200多人近1000萬元工資的拖欠問題。

“應該說，近年來，各地各部門都在想方設法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取得了不少進展。”王天玉表示。

不久前，國務院就業促進和勞動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通知，自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春節前，在全國開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動，目前各地均取得一定成果。全國根治欠薪線索反映平臺上線后，為農民工討薪提供了不少便利。

各地各部門還采取措施，從源頭治理農民工欠薪。例如，湖北某市住建部門負責人介紹，目前湖北省大部分工程項目納入智慧工地建設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工人實名制進出工地、發放工資實時數字化監管。而對“三包一掛”(即違法發包、非法轉包、違法分包、掛靠施工)，許多地方先后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建設工程質量保護典型案例，明確懲治“三包一掛”等危害建設工程質量的違法行為。

建筑業農民工欠薪背后仍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需對癥下藥。

“農民工一般都是項目結束或年底發現被欠薪，這時去維權，施工方和包工頭都已離場，很可能‘找不到人’。”王天玉建議：可以專門出臺規定，縮短農民工工資發放時間周期。

“根據崗位情況，適合日結的日結，適合周結的周結。”王天玉進一步解釋，如果出現欠薪，農民工能及時發現。此時去維權，不會找不到施工方；既然施工還在進行，工程款肯定未“見底”，施工方還有資金給工人發工資；也便于對工作量、工資數額進行舉證。如果因違法轉包、掛靠影響討要工資，有關部門也能及時發現、取證。

“欠薪屬于違法行為，該進行行政處罰的一定不能推給調解、仲裁。”時福茂強調，還是要強化勞動監察保障行政執法力量，可以考慮優化建立專門執法隊伍。

此外，許多農民工都反映，對法律不了解不熟悉，是其討薪維權的重要障礙。時福茂建議，根據法律援助法相關規定，農民工遭遇欠薪問題時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但現實中，許多農民工不知道自己可以或如何申請法律援助。“需要司法行政等部門在農民工群體中加強宣傳，讓農民工群體了解尋求法律援助的渠道。”

《 人民日報 》( 2026年02月02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