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3年大軍區政委，就離休了，此時建國才8年，留給后輩2篇文章

1958年初春的北京，乍暖還寒。西長安街上的機關大院里，一位頭發花白的上將拄著手杖，向警衛員揮了揮手，轉身走出大門。那是朱良才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北京軍區政委的身份參加黨委會議。當時沒人想到，這位從井岡山一路走來的老紅軍，會在建國剛滿八年的節骨眼上，主動請辭一線職務。

朱良才1898年生于湖南攸縣書香世家，同齡人多已在商界或學界謀生，他卻偏偏選了一條“上山”的路。1927年秋收起義受挫，他跟著毛澤東殺回井岡山。身邊戰友回憶：行軍路上，夜里冷得要命，他會把自己的羊皮襖讓給傷員，自己裹草根睡地上。那一年，他29歲。

后面的歲月猶如刀鋒。1935年初，中央決定抽調干部增援紅四方面軍。朱良才奉命赴西北，任三十一軍政治部主任。西路軍西征失敗，部隊被迫分散突圍，戈壁灘上的風沙夾著槍聲，“朱秘書”帶著幾十號人流落祁連山。缺糧時，靠挖野菜；沒衣時，撕下馬褥子。他們一路化整為零，徒步兩千里，終于與中央紅軍會合。后來許多西路軍老兵說：“要不是朱政委硬撐，咱們根本走不回來。”

到抗戰全面爆發，他已四十出頭，被派至晉察冀。聶榮臻看重他的韌勁和文筆，把政治部交給他。山西淶源的窯洞里，朱良才打著煤油燈寫完《晉察冀抗日模范事跡匯編》，一抬頭，東方已露魚肚白。聶榮臻拍拍他的肩膀：“老朱啊，別把身子骨熬壞了。”朱良才笑笑，“多寫幾行字，算不得什么。”

1948年春，華北野戰軍在石家莊會師。朱良才被調任晉察冀軍政干部學校副校長，主持培養大批地方干部。那時他常說一句話：“槍打勝仗靠子彈，建政打勝仗靠干部。”一句俚語，卻點明了戰爭后半程的關鍵。

1949年10月，北京城禮炮震天，新中國成立。華北軍區隨之組建，他出任政治部主任，1952年升任副政委。彼時他已五十四歲，子彈撕開的胸部舊傷常在夜里脹痛，但他堅持帶隊下連蹲點。一次視察步兵學校，年輕排長不知來者何人，攔住他問：“首長，您這是要找誰？”他笑著答：“找你們的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一句話逗得眾人直樂，排長這才知自己攔的是軍區領導。

1955年10月，北京軍區成立，朱良才與楊成武搭班子，一手抓思想，一手抓訓練。這對組合被戰士們親切地稱作“楊猛將配朱溫公”。然而僅僅三年，他就遞交了離休申請。理由只有一句話：身體不支，不能再拖組織后腿。

當時中央對開國將帥離休并無明確規章，許多老首長強打精神坐鎮崗位。朱良才此舉，可謂“第一個吃螃蟹”。有人替他惋惜，軍委干部部開會時，還有人低聲議論：“再堅持幾年，未必沒有更高位置。”傳到朱良才耳朵里，他卻輕聲對醫務處長說：“丟了性命，官帽還能戴得穩？”

離休后，他被安排在北京軍區顧問位置，住進阜成門內一處平房。多年奔波后，他終于拿起久違的毛筆，用濃墨記錄硝煙歲月。1961年，他寫下《朱德的扁擔》，回憶當年井岡山上朱德與戰士同勞同甘的片段；1962年，又完成《一根燈芯》，講述紅軍如何在極端困苦中保持理想信念。這兩篇文章先在《解放軍報》連載，隨后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有意思的是，寫文章之余，他仍掛念基層。這位上將常帶著干糧去北京西郊的某團“串門”，與戰士摳戰術要領，手把手指導刺殺操。老兵回憶：“朱政委問得最細的，不是戰術，而是伙食、給養、家里來信了沒有。”這種作風，跟他當年給傷員披羊皮襖沒什么兩樣。

身居京城，他也沒忘記西北流沙。1965年，甘肅省黨史部門開會整理西路軍史料，邀請他作證。會上，他一句“西路軍全軍犧牲，但精神不死”讓整個會場沉默良久。主持人悄聲問：“您身體受得了嗎？”朱良才擺手：“那段日子，比現在難多了。”

1979年，對越邊境炮聲再起。雖然已81歲，他仍給時任總政治部負責人寫去建議，主張加強行軍途中心理教育，防止“第二條戰線”松懈。信中列舉日軍偷襲華北、國民黨突襲河北的教訓，字句鏗鏘，絲毫不減當年的銳氣。

遺憾的是，長期的舊傷終究留下后遺癥。1985年底，他被確診為肺氣腫合并心衰。“醫生讓我少說話，可革命哪能不說話？”這句話，護士至今記得。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離世，享年九十一歲。整理遺物時，家人只在抽屜里發現兩樣東西：一本磨損嚴重的《辭海》以及厚厚一摞未發表的手稿。

統計后，這些手稿共二十余萬字，記錄了他在湘南起義、井岡山斗爭、西路軍西征、平津戰役等節點的見聞。學者翻閱后驚嘆，稱其為研究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體系最生動的“口述檔案”。然而在公開場合，人們最熟知的，依舊是那兩篇入選教材的小品。正如友人打趣，“朱老的文字像玉米，外表普通，咬開卻粒粒甘甜。”

回到1958年的那個清晨，大門緩緩合攏。警衛員說：“政委，等天暖和了再來看看我們。”朱良才點頭，“好，等你們操練出新花樣，我再來挑毛病。”說著，踏進車里，啟動的發動機聲淹沒了寒風。誰也不知道，這一走，他真的與軍中日常告別。

三年政委，八年新國，三十余年戎馬，九十一載春秋。除卻槍林彈雨與勛章光環，他留下的最終印記，卻是《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兵書可作參照，戰例可以演習，而文字中的赤子情懷與革命意志，往往更能穿透時光，抵達后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