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漢干22年大軍區政委，10年省一把手，被免職成局外人，不適應

1977年9月的一個清晨，薄霧正從北京西山的松林間緩緩升起。62歲的冼恒漢靜坐在招待所的窗前，茶水已涼，公文包里卻空空如也。電話始終沒響，他心里清楚，這趟“請回京談話”不會有好消息，但真正的結果何時下達，卻無人透露。他一生行軍打仗、批示公文，如今的等待顯得格外漫長。

很難想象，就在三年前，他還是手握兵符的蘭州軍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熟悉他的人常說：“冼政委的腳下永遠是一雙帶灰塵的馬靴。”——西北二十七載，他把“干旱”二字寫在日記本扉頁，也寫進了數百萬農民的記憶。1919年出生于廣東五華的冼恒漢，十五歲挑著籮筐給紅軍送糧，十八歲正式參加革命，抗戰時轉戰冀中，解放戰爭隨西北野戰軍一路歷經大小百余戰，最終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軍功章沒讓他忘記來處，每到小年夜，他仍照例給早逝的母親上香——這是戰火中留下的習慣。

1955年冬，中央決定把原西北軍區一分為三，成立蘭州軍區。剛到任的冼恒漢尚未來得及卸下風塵，就埋頭在“兵心工程”里。他相信“打仗先打思想”，團級以上干部要輪流下連，士兵的伙食費哪怕多出一毛，也要在賬上分毫不差記錄。那幾年，西北邊防線平穩無波，更多的火藥味藏在一紙份內函、電報、夜半燈下的檢討書里。

1966年的陰云來得太快。4月，他還在甘南農村蹲點搞“社教”，10月回到蘭州時，校園的大字報已貼得街口巷尾都是。機關里的“聲討會”如連珠炮，連帶他和老上級張達志也被推上風口浪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頂帽子足以壓彎任何人的脊梁。一次深夜批斗會后，他對警衛員嘆氣：“啥叫路線錯誤？連方向都摸不著，怎么改？”話音很輕，卻像深秋夜里斷線的風鈴，空蕩又刺耳。

1967年2月，中央命令停止“四大”，各大軍區抽調骨干“支左”。冼恒漢從被圍困的會議室里“走出來”時，人已清瘦，但政治嗅覺告訴他，新任務意味著新考驗。西北四省區局勢復雜，兵團、工人、學生派別林立，一紙命令常常執行不到半天就碎成幾段。冼恒漢先跑去青海，接著趕赴寧夏，再折回蘭州，十幾天里睡眠不足三十小時，靠的是隨身攜帶的一把干糧和一小瓶藿香正氣水。

到1968年底，甘肅省革命委員會終于掛牌。面對上百支群眾組織，冼恒漢主張“先談吃飯，后談口號”。這句話后來成了他的個人標簽，也讓不少激情派學生皺眉。可對黃土高原的農戶來說，能不能吃飽才是硬道理。這里年降水量還不到全國平均值的一半，隴中、隴東不少縣人均口糧不足兩百斤，青壯年背著口袋往寧夏、陜西討飯的現象并不鮮見。

水，成了繞不過去的第一戰役。他扛著地圖進京，跑國家計委、農業部，拽著處長們的衣袖反復磨。有人說他不會說漂亮話，他干脆把甘肅降雨等高線圖鋪在會議桌邊，手指著密密麻麻的黑點：“一眼機井，就是一座小糧倉。”那一年，中央批下三千萬專項資金。五年后，甘肅新增機井六萬多眼，八十多萬畝旱塬變成水澆田。糧食產量從1969年的五十億斤，跳到1975年的一百零二億斤，饑荒陰影被一道道水渠切碎，百姓悄悄收起叫花袋。

然而在特殊年代，“成績簿”并不總能遮風擋雨。蘭州鐵路局“路線是非”卷入漩渦，屬地與系統兩張皮的問題攪成亂麻。中央幾次電報，一會兒歸鐵道部負責，一會兒又要地方配合，矛盾激化。冼恒漢性子執拗，堅持用地方口袋的糧油去穩工人情緒；有人認為他跨界太多，指責“干預部委，搞小山頭”。爭議一層層上報，終于引爆。

有意思的是，傳達撤職決定那天，文件到得很簡單，只一句話：即日解除蘭州軍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職務，回京聽候分配。當晚，他收拾行李，留給秘書一張字條：“文件存檔，公章封存。”語氣平淡，筆跡卻不再如過去那樣遒勁。火車一路向東，他靠在硬座，窗外戈壁漸行漸遠，仿佛連多年傾注心血的水渠也被帶走。

回到軍委機關的最初幾個月，他像誤闖鬧市的旅人，熟面孔見面只寒暄兩句，公文流轉沒有自己的批示欄，曾經寫就的手腕空蕩下來。朋友去看他，他苦笑：“一天到晚沒事做，連份簡報都沒人往我桌上放。”這句抱怨后來在軍中流傳，成了卸任老將領普遍心態的注腳。

日子還得過。他搬進芍藥居宿舍，院子里種了兩株老石榴。早上翻翻《水經注》，中午聽聽電臺天氣預報，晚上寫寫毛筆字。鄰居孩子喊他“冼爺爺”，他就拿出隨身小本子教寫“春雨”“黃河”。曾有老部下探望，問他還習不習慣北京的日子。冼恒漢拍拍膝蓋：“人可以閑，心別閑；心一閑，就廢了。”語氣淡定，卻難掩思緒翻涌。

1982年，軍委為他安排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算是體面的著落。會議開場前，他常對身邊人說自己“正當學徒”，誰也沒料到這位西北老政委會在討論經濟改革方案時提出“水利當為先導，西部如果還是缺水，一切政策都會落空”。當年的插圖表格，他照樣一筆筆標注，習慣難改。

有一點不得不說，冼恒漢在甘肅十年，留下的不只是數字。定西、靜寧等地的小麥育種站、民勤的節水林帶，至今還能看到當年“冼政委點過頭”的大青石紀念碑。老鄉們提起他，多半一句話：“這個廣東佬，心真細。”這種口碑，不靠口號，而靠一晌風沙里的泥巴味。

1999年，他把整理好的《西北治水備忘錄》手稿寄給蘭州軍區黨史辦，只留一句囑托：“別讓將來的同志走老路。”2002年冬，他在總醫院病房平靜離世，享年八十三歲。消息傳回蘭州，皋蘭山下有人自發點上松枝，用當年支左時學來的軍禮深鞠一躬。

冼恒漢的一生，從烽火歲月走到改革初聲，角色幾經轉換：紅軍小號兵、軍區政委、省里“一把手”、忽而又成閑居老人。名位浮沉之中，有過判斷失誤，也留下了治旱渠、曬糧場、軍墾農場。一紙免職書讓他驟然離崗，卻沒能讓他離開關心那片土地的心境。歷史的刻刀不為個人意志停頓，但那些溝渠、那些被記住的夜行燈光，證明了一個老政工干部的全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