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的痛悼：王銘章靈柩抵漢，萬人無聲

1938年5月9日，武漢的大智門車站里里外外站滿了人。那天天氣不算好，云層低垂，有點悶，可誰也顧不上擦汗。男女老少，學生工人，穿長衫的，穿短打的，都朝著一個方向望著。月臺上擱著一具靈柩，蓋著青天白日旗，靜靜的。那是王銘章。

王銘章是誰？四川新都人，川軍122師師長，一個多月前在山東滕縣戰死了。死的時候，身邊只剩十幾個兵，城門破了，電臺砸了，他拎著手槍從地下室沖出來，往縣城中心的十字街口跑。那地方沒遮沒攔，子彈嗖嗖地飛，他知道去那兒就是送死，可他還是去了。他說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這話不是說著玩的。守滕縣的時候，他手里都是些什么兵？川軍。出川那會兒，沒人看得起他們，說這是中國“最糟糕的軍隊”。槍是老掉牙的“漢陽造”，甚至還有四川土作坊攢出來的“七九步槍”，打幾發就卡殼。重武器談不上，每人腰里別著兩枚麻花手榴彈，也是土造的。刺刀質量太差，白刃戰全靠一人一把大刀。就這樣的家當，要扛住日軍磯谷師團一萬多人，七十多門大炮，四五十輛戰車，還有天上嗡嗡亂叫的飛機。

王銘章沒含糊。3月14號，鬼子攻上來了。打到17號下午，城墻上全是缺口，東關失守，南城墻也塌了。他給上頭發電報求援，回電永遠一句：“死守待援”。援軍在哪兒？湯恩伯的部隊就在不遠處的臨城，可就是不動。王銘章心里明鏡似的：滕縣是守不住了，但他這個人，得守住。

下午，他發完最后一封電報，下令把電臺砸了。提著槍，帶著十來個衛兵就上了街。轉到電燈廠附近，西城門樓上的日軍發現了他們，機槍嘩地掃過來。王銘章身上頓時多了幾個血窟窿，倒下去之前，他還撐著喊：“抵住！抵住！死守滕縣！”衛兵要背他走，他推開，說：“你們快去同敵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這里很痛快。”

這話，后來傳遍了滕縣，傳遍了徐州，又傳到了武漢。一個人知道自己要死了，還能說出“痛快”二字，這不是裝腔作勢，這是真把命交給了國家，交給腳下這塊土地。

他死了，滕縣還在打。城里三百多重傷的川軍弟兄，不愿被俘，拉響手榴彈，集體殉國。零星部隊躲進巷子，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槍聲才徹底停息。五千多人的一二二師，幾乎打光了。可他們也讓日本人付出了四千多條命，更重要的是，他們把磯谷師團硬生生拖在滕縣四天四夜。這四天，為臺兒莊的布防贏得了時間；這四天，讓一場原本可能崩潰的會戰，等來了轉機。

李宗仁后來寫回憶錄，說到滕縣之戰，筆頭很重：“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達成作戰任務，寫成川軍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仗打完了，王銘章的遺體卻還在淪陷的滕縣城里。副官李少坤帶人偷偷摸回去找，幾經周折，靠著紅十字會的人和當地老百姓幫忙，才在西門外的尸堆里辨認出來——憑的是一枚成都天成亨金號打造的金袖扣，和一枚水晶私章。他們把遺體裹在高粱稈里，裝作運柴火，混出了城。

一路輾轉，到沛縣，到徐州。李宗仁看見遺體，軍裝血肉模糊，腸子和泥土都混在一塊，當場掉了淚。他脫下自己的上將軍服，給王銘章換上，又跑去棺材鋪，要給這位將軍找一副好棺。棺材鋪老板聽說是殉國的王銘章，徑直把他引到庫房最里頭，指著一副楠木大棺說：“這是祖傳的‘棺中之王’，明朝清朝都沒用上，今天，該給它找個主人了。”

靈柩從徐州運往武漢。5月9號那天，到了大智門車站。人，真是多。學生、工人、市民、兵士，上萬的人，黑壓壓一片，沒人組織，都是自己來的。國民政府辦了公祭，中共中央的代表也來了，吳玉章、董必武、八路軍代表羅炳輝，都站在人群里。毛澤東、吳玉章、董必武聯名送的那副挽聯，就掛在靈堂正中：

“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爭光。”

字不多，但每一個字都像是拿血寫出來的，掂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天的武漢，街巷間有種特別的安靜。不是沒人說話，而是所有的喧鬧都沉到心底去了，化作一種很結實的東西。靈車從車站出來，往碼頭走，沿途的店鋪住戶，都在門口掛起王銘章的遺像，擺上香花果品。鞭炮聲一陣接一陣，不是喜慶，是送行，是吶喊，是一種憋屈了太久之后終于能痛快哭出來的聲音。

七萬多人，三百多個團體，跟在靈車后面。隊伍長得看不見頭。這里面有多少人是背井離鄉的難民？有多少人是拿著微薄薪水的工人？有多少人是手無寸鐵的學生？他們未必完全懂得什么戰略意義，但他們懂得什么叫“犧牲”，什么叫“為國而死”。王銘章和那幾千川軍弟兄，用最慘烈的方式，把這幾個字刻在了每個人的心上。

川軍，就這樣洗刷了“二十年內戰”的塵垢。他們穿著草鞋，背著破槍，走出夔門，然后死在了幾千里外一座叫滕縣的小城。他們沒留下什么豪言壯語，最后留給世間的， 是一聲手榴彈的巨響，或者一句“我死在這里很痛快”。

王銘章的靈柩后來運回了四川，葬在新都。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歷史繞了一個大圈，最終沒有忘記他。

寫到這里，我總覺得，有些東西是能穿過時間，直愣愣撞到人心上的。不是刀槍，不是勛章，是像王銘章這樣的人，在絕境里選擇“死在這里很痛快”的那種干脆。他是一個具體的中國人，有籍貫，有家庭，有牽掛，可他最終把這一切都放下了，換成了四個字：以身殉國。

武漢那天的萬人迎靈，迎的不是一副棺木，迎的是一種氣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最黑暗的時候，需要有人站出來，證明它的脊梁沒有斷。王銘章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川軍士兵，就是那根脊梁。

八十多年過去，我們再講這個故事，不只是為了追憶。是想知道，那種“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的血性，今天還在不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的身子里。當你說起“愛國”兩個字的時候，它是不是還有溫度，還有重量，還能讓你在某個瞬間，熱血奔涌，眼眶發燙。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要還有人記得王銘章，記得滕縣，記得那一年，有一群穿著草鞋的四川人，死守過一座山東的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