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馮德萊恩憑什么對中國高高在上?

現在的歐盟，連新加坡人看了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也不理解，馮德萊恩憑什么對中國高高在上？

2026年開年以來，世界的風向發生明顯變化，新加坡資深外交官馬凱碩對此做出了自己的論斷，西方已無法再主導這個“正由中國和印度日益塑造的世界”。

他特別提到了今年達沃斯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那篇引發震動的演講，認為這預示了西方世界正出現巨大分裂。

這聽上去像是地緣政治的爭論，實則更像是一場關于基本算術能力的集體失靈，如果把時間軸拉回到更冷靜的數據層面，問題會顯得更加刺眼。

翻開2026年的全球經濟報表，中歐經濟體量的對比幾乎無法回避，2000年千禧年之交，歐盟的經濟規模還是中國的八倍，那是歐洲最自信的年代，規則、標準和“普世價值”幾乎被視為歐洲的天然專利。

但到了今天，這個比例已經被壓縮到接近1比1，而且趨勢并不站在歐洲這一邊，按照當前增速推算，到了2050年，歐盟的經濟體量可能只能相當于中國的一半。

換個更直白的說法，這就像一個曾經坐在豪車里的富紳，眼睜睜看著昔日的追趕者不僅買了同款，還準備重塑整個車隊的秩序。

面對這樣的現實，任何理性的決策者，第一反應都應該是調整姿態、尋找合作空間，哪怕競爭也要回到務實的軌道上，然而現實中的歐洲，卻在不斷重復一種與基本面嚴重脫節的姿態。

以馮德萊恩為代表的歐盟高層，在談論中國時依然習慣性地站在“指導者”的位置上，語氣和邏輯更像是延續上世紀的慣性。

這已經不僅僅是傲慢，更像是一種心理防御：當現實過于刺眼，人們往往選擇躲回熟悉的敘事中，用舊日榮光抵御當下的失重感。

但問題在于，世界并不會因為誰選擇閉上眼睛就停下來，經濟引力的方向更不會因政治話術而改變。

如果說歐洲還沉浸在自我安慰的夢境中，那么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則更像是在舞臺中央獨自上演一出激烈卻失控的獨角戲。

2026年的達沃斯論壇氣氛異常凝重，加拿大前央行行長馬克·卡尼的發言之所以引發震動，并不在于詞藻，而在于他點破了一個事實：所謂“自由秩序”的裂縫，早已不是外部沖擊造成的，而是從內部開始坍塌。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的政策邏輯呈現出明顯的掀桌特征，2025年初那場將對華關稅推高至極端水平的鬧劇，原本被寄予“極限施壓”的幻想，但結果卻是美國自身供應鏈率先承壓。

當經濟規律一次次證明政治豪賭的代價后，關稅大棒開始無差別揮向更多國家，超過一百個國家被卷入其中，“1對192”的外交圖景，幾乎成了國際政治史上的反諷樣本。

這種行為對歐洲盟友的沖擊尤為殘酷。長期以來，歐洲在安全與外交上高度依賴美國，配合制裁、承擔成本，卻逐漸發現所謂“共同價值”在現實利益面前并不牢靠。

當“帶頭大哥”開始直接搶盟友的飯碗，整個陣營的離心力也就不再是理論推演，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更復雜的是，歐洲并沒有因此迅速完成認知轉向，反而陷入一種近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式的精神內耗。

能源上失去俄羅斯，安全上被美國反復要價，產業上卻還要配合對華脫鉤，這種多重擠壓讓歐洲的戰略空間不斷收縮。

歐盟一邊高調推進與印度等國的合作，試圖分散風險；另一邊，卻在中國議題上被意識形態牢牢牽制。

工業界與政治層的撕裂愈發明顯，大眾、西門子、空客等企業心里清楚，失去中國市場意味著去工業化將加速到難以逆轉的程度，但布魯塞爾的官僚體系仍沉迷于聲明與姿態，仿佛語言可以替代增長。

在經濟引力向東、政治鎖鏈向西的雙重拉扯下，歐洲被夾在中間，進退失據，馬凱碩的判斷并非悲觀，而是冷靜：這不僅是經濟版圖的變化，更是話語權的轉移。

2026年的開端，舊世界秩序的門正在緩緩關閉，未來十年，西方尤其是歐洲的話語權將持續被稀釋，這不是因為新興國家的“挑戰”，而是因為西方自己在關鍵選擇題上一次次失分。

當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看到美國在聯合國的孤立投票，看到歐洲在經濟泥潭中仍執著于道德表演，一個新的共識正在成形：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答案，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正在回歸平常的存在。

議題設置權正在易手，規則不再由少數人單方面書寫，而是需要重新協商，到那時，是否愿意面對現實，或許才是決定歐洲未來位置的真正分水嶺。

一個文明的黃昏，往往不是從外部的入侵開始的，而是從內部的自我欺騙開始的，當“馮德萊恩們”還在用20年前的舊地圖試圖導航2026年的新世界時，這艘大船的觸礁就已經注定。

或許，對于傲慢者來說，最大的懲罰并不是失敗，而是直到沉沒的那一刻，依然不知道水是從哪里灌進來的，在這個巨變的時代，如果連承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又何談重塑未來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