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被捕后和女學生關在一起，如何上廁所？陳賡：我有一個好辦法

1933年3月里一場淅瀝春雨剛停，上海法租界的石庫門巷子依舊濕漉漉。傍晚時分，特務沖進一處交通站，槍口頂著三十歲的陳賡——這位紅軍團長剛結束一次秘密聯絡，身上還有未干的泥點。被捕原本是地下工作者的常態，然而這一次，敵人很快想出一種別具惡意的折磨手段：把他和一名十九歲的進步女學生李麗君關進同一間不足八平米的暗牢。

敵人知道，陳賡曾在1926年東路討伐軍時救過蔣介石一命，對其背景再清楚不過；也深知陳賡寧肯挨打也不會吐出一句真情。單靠皮鞭和老虎凳收獲不多，他們索性動起了“精神摧折”的腦筋。男女混押，在當時觀念里足夠“羞辱”，既折磨肉體，也戳破所謂“革命氣節”。放眼整個提籃橋監獄，這種做法并不常見，可一旦出現，往往讓人難堪。

李麗君被抓僅因為替同學傳遞一張傳單。推門那一刻，她見鐵床上坐著一位面色蒼白卻眼神犀利的高個子軍人，還沒弄明白緣由，就被鎖鏈“嘩啦”一聲銬在對面墻上。短暫對視后，彼此報了姓名，氣氛反而緩和不少——他是陳賡，她是李麗君，兩人的目標皆是“希望中國不再受欺辱”。

夜深。牢門吱呀推開，特務把陳賡拖出去審訊。棍棒夾雜著皮鞋聲在走廊回蕩，蕭瑟得像風拂空井。約摸一炷香功夫，陳賡被扔回牢里，肩頭血跡尚濕。李麗君低聲喚道：“陳大哥，你還好嗎？”這一句，是兩人僅有的真實對話：“別擔心，小事。”他咬著牙，仍忍不住咳笑。

嚴刑痛苦易熬，最折磨人的卻是日常細節。牢房角落里擺著一只破木桶，既是座位也是“廁所”。男女同處，一切難以啟齒——白日里特務盯梢，深夜又燈火通明，想偷空都難。陳賡深知缺水能減緩排泄，于是拒絕李麗君遞上的半碗冷水。可三天后連他也撐不住，身體再硬也擋不住生理規律。

特務看得見兩人焦躁，卻故意冷眼旁觀。時間一長，李麗君面色蒼白，陳賡額上青筋暴跳，場面僵持。就在第四個深夜，他忽地掃視四周，瞥見墻角堆放的焦炭墊與麻袋片，靈光一閃。趁看守走遠，他拉起麻袋扯成兩截，將較大那塊披在自己肩頭，另一塊遞給女學生：“你背對我，用這遮著；我閉眼轉過去，順便敲墻子給你打節拍。三十下夠嗎？”短短一句，讓緊繃的空氣瞬間松動。

方法聽似笨拙，卻立刻見效。兩人輪流操作：一人裹布，于角落蹲下；另一人背身、合眼、輕敲墻面。最初幾回仍有人臉色緋紅，次數多了也就習慣。看守偶爾探頭，只見兩堆麻袋影子晃動，未再挑釁。不得不說，這種“土法屏障”簡單實用，也讓“人之常情”的尷尬降到最低。

短暫解決生理難題后，陳賡開始謀劃更大的事——把李麗君保出去。相比自己這名“要犯”，一個學生的關押期并無定論。有意思的是，特務為了拿到情報，反倒定期送醫護人員給陳賡療傷，以圖換取口供。陳賡設想：若能利用換藥機會，遞出紙條，就有可能調換羈押安排，讓女學生脫身。

數日后，機會來了。負責換藥的勤務兵并非鐵石心腸，看到陳賡血肉模糊多少露出幾分憐憫。陳賡趁其低頭收拾繃帶，把寫有“學生無辜，望速移女監”一句的紙片塞進紗布縫隙。勤務兵離去，紙條輾轉到了看守長手里。看守長并不是真被打動，而是不愿背上“虐待女學生”之名，干脆順水推舟，隔天就將李麗君轉往女監。

送走李麗君那天，牢門剮蹭發出刺耳聲，陳賡心里卻像卸下一塊巨石。李麗君回頭的瞬間，兩人對視，沒有任何約定，但彼此都懂：出獄后她自會把陳賡被捕消息傳到黨組織。暗號無需交代，信任早已足夠。

之后的一個月，陳賡繼續在酷刑中周旋。體力透支到極限，卻始終守住口風。11月，上海地下黨與何鍵舊部幾經斡旋，外加陳賡早年救蔣的舊事被媒體炒作，南京當局權衡利弊，最終批準“保釋就醫”。這一條看似給面子的說明，實則是組織營救的結果。

陳賡出獄時僅余一條軍大衣，體重比被捕時輕了十三斤。步出提籃橋，他聽到路邊報童喊最新號外，心想：李麗君應該早已平安撤往北平學潮中心。此刻的自己還有更長的戰場。

有人后來說，陳賡被捕期間最大困難是鞭撻。知情者卻搖頭：真正的考驗是和陌生女學生共處，既要守住風骨，又得護住對方尊嚴。那塊麻袋布，如今早已不知去向，卻見證了特工斗智、同胞互助，也映出舊中國黑暗牢獄的冰冷與革命者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