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當ICE來到冬奧會；《哈利·波特》失去Z世代了嗎

當ICE來到冬奧會

隨著2026年米蘭冬奧會的圣火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巒與冰場間傳遞，這場四年一度的冰雪盛會本應是團結與競技的象征。然而，一股源自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寒流卻先于運動員抵達，在意大利政壇與民間掀起了一場劇烈的震蕩。

當地時間2026年1月30日，意大利米蘭，意大利執法人員在米蘭奧運村周邊巡邏。視覺中國 圖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多家媒體的綜合報道，美國政府確認將派遣其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參與冬奧安保的消息。這不僅令原本常規的外交協作演變成一場關乎主權與民權的公共危機，更將賽事安全這一宏大敘事推向了道德與倫理的審判臺。

對于特朗普當局而言，派遣其下屬的國土安全調查局（HSI）特工為副總統JD·萬斯、國務卿魯比奧等政府高層代表團提供支持，是基于多年國際賽事安保經驗的慣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言人的話稱，這些特工在奧運期間承擔的是“安保職責”，且“顯而易見，他們不會在外國開展移民執法行動”。英國《衛報》也補充報道，美方重申HIS特工們將主要負責審查并降低來自跨國犯罪組織的風險，且所有安保行動均在意大利當局的統一管轄之下。然而，這種技術性的、官僚化的術語在意大利憤怒的民意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米蘭市長朱塞佩·薩拉的表態就相當激烈，他直接將ICE形容為“會殺人的民兵”，并堅決表示他們在米蘭是不受歡迎的。薩拉直言：“很明顯，米蘭不歡迎他們，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難道就不能對特朗普說一次‘不’嗎？我們可以自己負責他們的安全，我們不需要ICE。”薩拉的憤怒并非無中生有。本月早些時候，明尼阿波利斯發生了由ICE特工造成的兩起致命槍擊事件。此外，意大利國家電視臺RAI早前也播出了一段視頻，畫面中 ICE特工威脅要砸碎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報道的RAI攝制組的車窗。意大利中左翼民主黨的歐洲議會議員亞歷山德羅·贊（Alessandro Zan）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寫道：“在意大利，我們不想要那些踐踏人權且游離于任何民主監控之外的人。”兩個小型反對黨——綠黨與左翼聯盟（AVS）以及行動黨（Azione）已經發起請愿，呼吁意大利政府和奧組委阻止ICE特工入境并參與安保；AVS就表示：“ICE 就是那支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射殺民眾、將孩子從家庭中奪走的民兵。”

面對爭議，意大利內政部隨后發表聲明稱，部長皮安泰多西已會見美國駐羅馬大使蒂爾曼·費爾蒂塔。會面中確認，參與奧運安保的是ICE的調查分支（HSI），而非該機構的執行分支。但顯然，在意大利民眾眼中，ICE也好HIS也罷，早已被其在國內的激進執法行為貼上了“暴力”與“失控”的標簽。正如BBC所指出的，當一個國家的安保機構在本土被指控“踏碎人權”并對媒體施壓時，它在國際舞臺上所輸出的就不再是安全感，而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威權色彩。

這種不安迅速轉化為對意大利主權議題的辯論。BBC援引意大利前總理朱塞佩·孔特的社交媒體發文稱：“在美國發生了街頭暴力和謀殺之后……我們絕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這種尖銳的批評揭示了當下意大利乃至歐洲各國面對美國時的焦慮。對于意大利反對派而言，梅洛尼政府對這一部署的默許，無疑是對特朗普政府的卑躬屈膝。《衛報》更是披露，即便是在意大利現任政府內部，也曾有過關于阻止ICE特工加入代表團的考量，但因不愿背離保護外國政要的國際慣例而作罷。

不過，在羅馬出席大屠殺紀念日儀式間隙，意大利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試圖平息擔憂。“情況并非像納粹黨衛軍要來了一樣，”他說，“我們要明確，他們不是來維護街頭公共秩序的。他們是來在行動室里進行協作的。”雖然塔亞尼似乎是通過極端措辭來淡化民眾的恐懼，但這種話術某種程度上反而暴露出政府在面對激烈民意時的左支右絀。

從更深層的視角來看，這場爭端暴露了“隱形安保”在數字化透明時代下的失效。在傳統的國際外交中，隨行安保往往隱于幕后。然而，當安保力量本身成為政治符號，其透明度便不再受官方控制。CNN指出，居住在米蘭的美國人甚至也對此感到“難以置信”和“困惑”，質疑為何一個在國內負責移民事務的機構會出現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民眾不再相信美方口中“僅負責調查與聯絡”的HSI特工與負責“移民鎮壓”的特工之間有本質區別，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龐大、強力且在特朗普主義指導下日益激進的執法機器。

此外，這場危機也挑戰了奧運精神的純粹性。《衛報》的報道中還提到，意大利多個政黨發起請愿活動，因為他們認為ICE是“將孩子從家庭中奪走”的象征。這些觀點反映了歐洲社會當下的價值觀念底線——如果為了保護幾位政要，而引入一支被公認為具有暴力傾向的外國力量，這本身就是對奧運會開放、包容精神的巨大諷刺。

意大利政府的處境同樣尷尬。Euronews提到，意大利內政部強調HSI專家將在米蘭領事館的“行動室”內工作，強調其“非執行”屬性。顯然，意大利官方試圖在美方壓力與國內民意之間施展平衡術。雖然目前看來，美方最終仍將如期部署，但這種部署所留下的外交裂痕和民眾的不信任感，恐怕將成為這屆冬奧會給當下梅洛尼政府所帶來的政治負資產。歸根結底，ICE在米蘭引發的騷亂是一場關于“安全邊界”的文明辯論。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里，當美國在執行其激進的國內政策時，它或許未曾料到（又或者根本不在乎），這種政策所產生的暴力余波會反噬其國際外交努力。如果一個執法機構在國內失去了道德合法性，那么無論其“技術”多么精湛，它在國際社會中都必將面臨強烈的抵制。

《哈利·波特》失去Z世代了嗎？

近日，英國記者露易絲·佩里（Louise Perry）拋出了這樣一個論斷：《哈利·波特》這一曾經深刻塑造了西方千禧一代精神世界的作品，正在喪失它的現實吸引力，特別是對于Z世代的影響力。作者認為，《哈利·波特》失效的根源在于“年輕人不再喜歡自由主義”這一政治因素。這種自由主義，正是《哈利·波特》所誕生于其中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

《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海報

在《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文章中，露易絲·佩里寫道：“羅琳女士在她的作品中著重強調意識形態，這意味著她的小說比其他作品更顯過時。構思于三十多年前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無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的產物：彼時，二戰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文化想象，人們仍然相信舊政治秩序的精華部分可以保留下來，同時又能溫和地融入新秩序。這就是千禧一代比更年輕的一代更喜歡《哈利·波特》的原因。這個故事所展現的世界觀，對那些飽受經濟衰退、政治兩極分化和身份政治漩渦沖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他們不再喜歡《哈利·波特》，是因為他們不再認同這部系列作品所代表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年輕人不再喜歡自由主義。”根據這類觀點，《哈利·波特》的“退場”，并非因為衍生作品質量的下降，也并非單純由于作者J.K.羅琳近年來在性別議題上的爭議立場，而是《哈利·波特》所承載的一套政治與道德想象，已經不再適用于Z世代所經驗的世界。

《哈利·波特》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兒童文學作品，這點或許早已成為共識。在佩里的敘述中，它被理解為一個高度政治化、幾乎被當作某種“道德經文”來閱讀的文本。千禧一代不僅在他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期沉浸于這個神奇的魔法世界，在成年之后更是反復借用其中的隱喻來理解現實政治。譬如，“將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比作書中的大反派伏地魔，并在女性游行中舉著‘鄧布利多軍’和‘赫敏絕不會容忍這種事’之類的標語。”佩里甚至稱羅琳為“我們這一代最具影響力的道德導師之一”。正在這個意義上，當Z時代對“哈利·波特宇宙”表現出明顯的疏離甚至不解和嘲諷時，這種變化格外值得我們注意與發問。

不過，佩里此文的觀點恐怕會引發一些爭議。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個理解代際文化斷裂或更替現象的切口；另一方面，它對《哈利·波特》的政治意義、道德內核以及Z世代世界觀的解讀是否正確或者合理，則需要進一步追問。

一、代際文化斷裂：Z世代不再選擇《哈利·波特》了？

第一部《哈利·波特》原著小說出版于1997年，第一部正傳電影上映于2001年，第一部前傳電影《神奇動物在哪里》上映于2016年。對于千禧一代粉絲來說，這一時段要么跨越了他們從成年到中青年的十五年時光，要么陪伴他們度過了成年之前的少年時代。佩里在文章中提到了一個數據：當《神奇動物在哪里》在美國上映時，只有18%的觀眾未成年，而有65%的觀眾年齡在25歲以上。也就是說，當年觀看過第一部《哈利·波特》電影的孩子們在《神奇動物在哪里》上映時幾乎都已經長大成人。華納兄弟公司高管也談到：“這個故事本身的受眾群體年齡偏大一些，從第一部《哈利·波特》電影到最后一部，我們看到我們的觀眾群體也在不斷成長。”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及其電影改編作品問世數十年后，與這些作品一同成長起來的千禧一代仍然是該系列作品持續走紅的主要力量。

“哈利·波特”作為一代人共同語言式的身份認同的作用在弱化，其作為某種世代共同體標識的標簽作用也在衰退。圍繞“哈利·波特”的身份標簽——例如在社交場合自我認同為格蘭芬多學院的學生——在部分Z世代的語言中被描述為“老一代的梗”，并被某些人當作一種“千禧一代尷尬癥”（Millennial cringe）。“嘿，你不是斯萊特林，你已經36歲了。”在TikTok上，嘲諷“成年版哈利·波特”甚至已經形成了某種內容主題。這意味著，它不再具有單純的認同性吸引力。

另一個不可無視的變化是，受社交媒體、短視頻文化和碎片化敘事的影響，Z世代們的興趣或許更加分散，這讓他們更傾向于同時消費多個文化IP，而不像千禧一代那樣圍繞一個敘事體系形成長時段的集體性的文化投入。總之，在文化象征與符號層面，確實有證據表明《哈利·波特》的吸引力在減弱，較之于擔當千禧一代的心頭愛，它不再顯而易見地成為Z世代所共享和共同擁護的文化符號。

但另一方面，《哈利·波特》的影響力并未完全喪失，甚至在一些方面表現出經久不衰的力量。一些調查與閱讀趨勢顯示，《哈利·波特》仍然是Z世代喜愛的書籍之一。根據《紐約郵報》報道，2025年一項針對2000名美國讀者的問卷調查顯示，《飄》是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讀者最愛的書籍，《殺死一只知更鳥》很受X世代和千禧世代的歡迎，《哈利·波特》則深受Z世代、千禧世代和X世代喜愛，并被稱為他們最早愛上的書。

此外，盡管主線小說早已結束，圍繞《哈利·波特》衍生產品的創作依然活躍。

譬如，全球粉絲社區如AO3等平臺仍有大量“哈利·波特”相關內容產出，也出現了圍繞魔法世界二次創作的潮流，其中有大批年輕創作者參與。哈利·波特主題公園、主題游戲的表現也十分良好，這說明它在互動娛樂領域仍有顯著市場，而這經常是包含Z世代在內的年輕群體積極參與的活動。這表明即便整體認同不如千禧一代那樣統一，但《哈利·波特》在Z世代社群中仍有持續興趣與影響力。

在Reddit論壇上，有讀者指出Z世代對“定義自身世代”的書有著不同的選擇，例如《饑餓游戲》。但有趣的是，在該帖子的討論中，我們也看到了將《哈利·波特》作為選擇的答案——一位1997年出生的網友說道：“我本來想說《哈利·波特》的。哈哈，這怎么能算是千禧一代的愛好呢？”另一位同年出生的網友也表示：“對我來說《哈利·波特》才是王道，不過《饑餓游戲》在我上中學那會兒也相當火爆。”而2004年出生的樓主對此回復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對于Z世代早期來說，《哈利·波特》依然是熱門之選。依稀記得，哈利·波特的熱潮在最后一部電影上映后就開始消退了。當時，雖然還有人在讀，但它已經不是最熱門的系列小說了。”可見，哪怕在“Z世代”內部也存在著某種小代際的演變，《哈利·波特》的確失去了它的流行巔峰，但它并非對Z世代們徹底失去吸引力與影響力。

來自論壇、社交平臺的個體經驗表明，不少Z世代讀者仍然深愛這套作品，有些人把它視為童年記憶、與家人互動的媒介，甚至通過閱讀《哈利·波特》促進閱讀興趣，這說明了它在情感層面的重要意義。在Reddit另一篇提問“Z世代是否也對《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和電影感興趣”的帖子下，一名千禧一代網友以《星球大戰》作比的回答或許具有代表性：“我今年32歲，我認識的所有Z世代（侄子、侄女和朋友）都或多或少地喜歡哈利·波特，其中很多人還是鐵桿粉絲。……總的來說，這讓我想起了《星球大戰》。你我出生的時候，這一經典三部曲已經唾手可得，但我們父母那一代人才知道當年第一時間觀看這部影片是什么感覺，也知道苦等多年才能看到新作品的滋味。我們仍然是《星球大戰》原版三部曲的忠實粉絲，只是我們體驗它的方式與我們的父母有所不同。”

因此，判斷《哈利·波特》對Z世代是否失去了吸引力，不能用簡單的二元結論。更接近事實的或許是一種分化的趨勢：在集體文化象征與身份認同層面，《哈利·波特》不再像其對于千禧一代那樣具有同質化的、廣泛共享的文化意義；但在具體文化消費、個人懷舊閱讀、次文化群體和粉絲創作社區中，它仍然保有顯著影響力。《哈利·波特》對Z世代的吸引力并未“徹底喪失”，而是從一種集體共識式的文化中心，轉向了更分散、更具個體情感和社群互動的影響方式。

二、何種“退場”：《哈利·波特》與后冷戰自由主義

佩里這篇文章提示的一個重要角度是，《哈利·波特》“退場”現象所關乎的問題不只是“年輕人不愛看老IP”，而是一個更深層的政治與思想轉向：作為一套深植于20世紀90年代“后冷戰自由主義”的作品，《哈利·波特》的“失效”實則表征著這一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結束與這種政治愿景的失效。

那么，如何理解《哈利·波特》作為一個后冷戰自由主義的政治寓言？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政治學術語，而是一種歷史化的、經驗性的描述。佩里的文章并未討論洛克或羅爾斯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理論，而是指向一種在冷戰結束后，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英美世界中形成的政治—道德常態。在這一歷史階段，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被西方世界普遍視為沒有替代方案的制度形式和政治常態。政治沖突仍然存在，但它們更多被理解為制度內部的、可以得到調整的偏差，而非需要被徹底重構的危機。歷史不再被理解為劇烈的斷裂與革命，而是一個可以通過制度修復和道德進步不斷改善的過程。這種樂觀主義滲透進了這一時代的文化產品之中，也構成了《哈利·波特》的基本世界觀。

在《哈利·波特》小說中，善惡之間界限分明，邪惡與善良皆是清晰可辨的，也都是高度人格化的：伏地魔象征著納粹極權、種族主義仇恨與血統論信徒，秉持著寬容、言論自由和非暴力等自由主義美德的善良巫師，則與妄圖建立暴力、純血統至上主義政權的邪惡巫師展開斗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佩里認為《哈利·波特》為千禧一代提供了一套簡潔而有力的政治隱喻工具，使他們習慣于用“伏地魔”“鄧布利多軍團”這樣的二元對立來理解現實政治。

在這個世界中，制度本身并非問題，壓迫并非源于制度本身，問題主要在于制度被伏地魔等邪惡勢力暫時“劫持”和“篡改”了。因此，戰爭的目的不是摧毀舊秩序、建立新秩序，而是恢復一個本該正常運轉的、良善平和的世界。《哈利·波特》小說中充滿了死亡與犧牲，但這些犧牲都被納入了一種道德正義與情感正義的框架之中。非暴力、反歧視被視為不證自明的道德原則，平凡與勇氣可以戰勝邪惡、鑄就偉大，歷史也最終會向正義的一方傾斜。

因此，佩里認為，“《哈利·波特》既反映了戰后自由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讀者的政治觀念，也強化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千禧一代的政治理念——至少左翼的理念——與魔法世界的道德觀是如此契合，以至于在特朗普總統首次就職典禮之后，自由派媒體充斥著諸如‘哈利·波特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特朗普的世界’之類的標題。”也就是說，《哈利·波特》的讀者在政治態度上更傾向于寬容、反權威、支持平等，并對民主制度保持著較高信任度。

2013年，美國政治學者安東尼·吉爾津斯基（Anthony Gierzynski）在一項實證研究中指出，閱讀過《哈利·波特》的千禧一代比沒有讀過的人更傾向于認同書中體現的政治理念：“我們發現，哈利·波特的粉絲往往更容易接受與自己不同的人，在政治上更寬容，更支持平等，更少專制，更反對使用暴力和酷刑，更少憤世嫉俗，并且表現出更高的政治效能感。”此類研究為“《哈利·波特》塑造自由主義政治情感”這一判斷提供了經驗支持。

但是，在佩里看來，Z世代成長的歷史條件，已經不再支持后冷戰自由主義賴以成立的那些前提。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停滯、階層固化、政治極化等，使得“世界總體向好”“制度可以修復”的觀念不再具有現實感。她說道：“Z世代成長于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們這一代人成長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此后經歷了工資長期停滯和國家穩定性下降的時期，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也遍及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幾乎從未經歷過政治局勢樂觀的時期（在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結束時，Z世代可能只有12歲）——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更有可能認為自己的生活受制于外部力量，而非自身的選擇和意志。”

“自由主義價值觀——政治寬容、反對威權主義和暴力，以及對民主制度的信仰——在年輕的美國人中日益缺失，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支持度降低，對民主的懷疑態度加深，對政治暴力的容忍度也更高。”因此，與Z世代的現實經驗相比，《哈利·波特》的世界顯得過于確定、簡單和美好了：敵人是誰、正義站在哪一邊、勝利意味著什么，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且可以預期。而對一個習慣了或接受了結構性無力感的世代而言，這種確定性不再提供安慰，反而顯得不真實，甚至具有欺騙性。佩里文中引用的一句年輕讀者的話概括了這種感受：“這是一本關于勝利者的書”，而Z世代并不認為自己是勝利者。

因此，佩里此文的洞察之處在于，她捕捉到了《哈利·波特》作為一種歷史性自由主義寓言的退場時刻。真正失效的，并不是某一部作品，而是滋養和支撐了它的那套歷史條件、政治現實和與之適應的政治情感結構。

三、被簡化的作者：如何理解羅琳？

事實上，圍繞《哈利·波特》的政治意義，英文世界已經形成了相應的評論與研究譜系。可以支持佩里的一類觀點強調了《哈利·波特》的新自由主義局限。例如，The Baffler雜志2016年的評論文章《哈利·波特與自由主義者的良知》曾指出，這套敘事通過把社會沖突人格化為“壞人”，實際上遮蔽了更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從而使讀者沉浸于道德優越感而非制度反思之中。此文寫道：“《哈利·波特》之所以不像《饑餓游戲》系列那樣具有顛覆性，是因為它對制度權力的運用顯得十分自然。從霍格沃茨的寄宿學校奇幻世界到魔法部的爾虞我詐，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關鍵在于，掌管權力機構的都是品行端正的人。權力本身從來都不是問題。……在羅琳的世界里，只要你和朋友團結一致，做出正確的選擇，就沒有克服不了的障礙。沒錯，那里有危險，有時也會有人死去——但他們的死絕非毫無意義。”從這一角度看，《哈利·波特》顯然不會是激進政治的起點，而是充當了新自由主義想象的情感緩沖器。

另一種視角的觀點則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反駁佩里之論，即文本的政治意義并不由作者或時代單向決定，而是在讀者的實踐中不斷生成和變化。按照這種觀點，佩里之論有將文本與宏大政治敘事過度綁定之嫌，《哈利·波特》的“失效”并不能簡單歸因于其后冷戰自由主義屬性，而可能與當代媒體環境、注意力結構變化有關，并且有可能反向推動現實政治變革。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也應當被納入考量，即認為《哈利·波特》內部本身就充滿政治張力。它一方面反對血統主義，另一方面信奉并自然化精英教育；一方面批判階級壓迫，另一方面卻回避奴役制度（如家養小精靈問題）的徹底反思，等等。這些內在矛盾，使得它本身就不應該被視為一部政治立場一致且堅定的作品。

而佩里文章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或許是她對羅琳政治位置的處理方式。羅琳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和中文互聯網都是幾度處于輿論中心的人物，佩里在文中對于羅琳在跨性別議題上的立場表現出一定的批判態度，這涉及因“作者立場問題”重新定義作品意義的問題（可參見澎湃思想市場2021年刊文《取消文化、反覺醒運動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機——從J.K.羅琳說起》），本文對此不作具體分析，而是想從佩里所理解的羅琳的政治立場進行一點探討。

佩里之文傾向于將羅琳描述為一種“左翼自由主義道德權威”，并提到了羅琳自稱為“左傾自由主義者”這一點。這一判斷并非全然錯誤，但有點過于將作者羅琳簡化或標簽化了。羅琳的政治立場從來就與當代身份政治左翼存在明顯差異，她或許更接近于英國工黨傳統中的福利國家自由主義，以及第二波女性主義，而非近來媒體語境中的進步主義政治立場，或佩里更為諳熟的當代歐美語境中圍繞身份政治展開的左翼自由主義。

羅琳自己的人生體驗——依托于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離婚后以單身母親的狀態創作了《哈利·波特》，也即佩里文中提到的，羅琳和女兒“在現代英國窮得叮當響，卻又不至于流落街頭”的經歷，使她高度認同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她對貧窮、失業、單親母親處境有一種親身經驗型的同情，這并非一種“覺醒”之后的進步姿態，而更多是一種制度記憶。這種“相信世界可以不完美，但國家應該防止人跌落到不可承受的深淵之中”的信念，是《哈利·波特》中那種制度可以被修復、學校值得被挽救、魔法部不必被摧毀的深層前提。這種帶有國家理性主義色彩的信念，其實是恐懼極端、重視秩序與規則的。因此，魔法部雖然腐敗但不能被徹底摧毀，霍格沃茨學校體制存在問題但必須被保留，政治斗爭的目標是恢復某種秩序而非創造新人類。

此外，二戰后工黨式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更加相信的是，任何政治理想，一旦以“抽象群體”和“歷史必然”為名凌駕于具體個人之上，就必須被警惕。這或許是為什么羅琳對當代某些身份政治話語會產生不安的原因，不是因為她反對平權，而是因為她對“以抽象正義壓倒具體個體”的代價十分敏感。而從女性主義思想的角度來看，羅琳表現出的女性主義立場更多是經驗主義和生存導向的，并且也是明顯帶有階級意識的。她更關心的或許是單親媽媽、貧困女性和女性遭受性暴力的具體風險，而不是抽象的社會性別身份的自我定義權。關注女性的身體處境、生育與暴力風險，強調女性作為一個在現實社會中被制度性塑造的群體，這種政治立場更多以具體經驗而非抽象認同為基礎。這更接近于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一個共識，即女性作為一個受壓迫階級，是通過身體與社會位置被建構的，而非通過主觀認同。這也是她在跨性別議題上與當代身份政治左翼發生根本沖突的原因。

羅琳并非一位政治理論型作家。她的寫作動力更多來自個人經驗、情感直覺與道德判斷，而非系統性的政治理念。這也使得《哈利·波特》呈現出一種混合的政治氣質：既有人道主義的平等情感，也有對等級秩序的無意識維護。《哈利·波特》的“失效”觀感不意味著羅琳本人意識形態或文本意義的失效，而更多是歷史-政治坐標的移動效應。在審慎評估文學文本的影響力時，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可能在更多情況下，文本并不是政治想象的源頭，而是其情感容器。

四、我們需要為《哈利·波特》舉行一場告別儀式嗎？

回到佩里這篇評論的標題——“哈利·波特一代是時候長大成人了”（The Harry Potter Generation Need to Grow Up）。這好似一種勸教，又像是千禧一代的某種自我寬解。千禧一代或許是真的在變老或已經老了，而《哈利·波特》正在經歷一種“象征性的老去”。

關于《哈利·波特》是否失去了Z世代的爭論，既是在討論一套文學作品與它所屬的政治圖景是否“過時”，也是在探討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當一代人賴以理解世界的敘事不再奏效時，我們應當如何面對它的退場？如果說佩里的文章能夠引發某種共鳴，正在于她捕捉到了某種真實的失效感。對成長于后金融危機與“特朗普時代”的歐美年輕人而言，《哈利·波特》所提供的那種道德清晰、制度改良、歷史總體向善的世界觀，確實難以再作為現實的隱喻。否認這一點，無異于將時代的復雜變化簡化為審美偏好之爭。

代際更替本身就意味著文化中心的轉移、表達方式的更新以及權力位置的變化。每一代人都會在某個時刻發現，自己曾經諳熟的語言正在變得笨拙，曾經篤信的、被視為進步的理想正在被嘲笑為天真。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他們的經驗毫無價值。問題或許不在于《哈利·波特》是否還能解釋當下，而在于我們是否允許不同世代在不必繼承同一套敘事的前提下，更好地共存于同一個歷史時刻。

如果說《哈利·波特》曾經教會千禧一代相信希望，那么今天的問題也許不是如何捍衛這份希望，而是如何在不再默認很多“歷史必然”的時代，重新學習與不確定性共處。文學無法為這一難題提供現成答案，但它們仍然可以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套敘事擁有永恒的解釋權，而每一個走向自身成熟的世代，其成長之旅都避免不了與之相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不必為“哈利·波特”舉行一場盛大的告別。與其糾結它是否真的“退場”了，不如看一看，它已經完成了哪些屬于它的歷史工作。而接下來的工作，會由新的語言、新的故事，以及新的世代共同回答。因為，“相逢的會再相逢”。

莊沐楊；李斯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