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浙東縱隊受挫后三北大整訓，逆境奮起成鐵軍

1944年2月至10月，為避國民黨軍圍剿的囂張氣焰，浙東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核心機關率浙東游擊縱隊一部，跳出四明山地區，以三北洪魏一帶為基點，堅持“鞏固三北、堅持四明”。這8個月，被稱作洪魏時期，這是浙東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階段。

浙東抗日人民自衛軍，是1942年8月中旬由浦東南渡武裝、地方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軍部派遣干部整編而成，公開旗號是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三北游擊司令部。整編之初，轄三、四、五支隊和特務大隊、警衛中隊、海防中隊、教導隊，共1261人。經過第一次反頑自衛戰役的洗禮，到年底部隊發展到2000余人。

1943年初，正當部隊立足三北、挺進四明之時，新四軍軍部對浙東發展作出專門指示，要點是：灰色隱蔽，不向四明山以南及鄞東發展，堅持和鞏固現有陣地，不用民主根據地一套辦法，長期埋伏與堅持，并傳達中央指示要求蘇中區黨委不派部隊及人員到浙東去，一師派一個營去浙東的計劃也取消。

4月，三北游擊隊主力奪取梁弄，不久黨軍政核心機關進駐，此后進入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這一時期，開辟鄞西，浦東、金蕭均獲得發展，三北則經歷了反清鄉斗爭。

9月，因國民黨方面密謀內戰而致四明地區形勢驟然緊張。

自11月16日主力主動撤出梁弄，至次年2月11日前方村戰斗失利，短短3個月內，部隊經歷了蜻蜓崗、大俞、長橋、夾塘、前方村等大小數十次戰斗。戰事頻繁，又遇極度嚴寒，減員嚴重達500人左右，某些連戰士只有20人，干部傷亡甚大。

為反擊國民黨當局反共陰謀，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于1943年12月22日發布命令，將此前堅持灰色隱蔽的浙東抗日武裝改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

1944年1月8日，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成立大會在梁弄舉行，公開亮相旗號，主力23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裝1300余人。

1944年2月15日，除五支隊、金蕭支隊和四明自衛總隊繼續堅持四明地區游擊戰外，譚啟龍、何克希等率根據地黨政軍核心機關和三支隊北渡姚江，突破重重阻截，來到三北，開啟了長達8個月的洪魏時期。

新四軍軍部對浙東的處境也了如指掌，在第二次反頑自衛戰爭第一階段剛剛結束（1943年12月8日）的時候，就及時提醒浙東：“你們不要幻想他們（田、張、賀）真有好轉可能，而松懈自己戒備。應利用時間，迅速總結此次反頑戰役中各種工作中的經驗與教訓，在黨、政、軍各方面進行教育與改進。四明山反復爭奪是有可能的，將后方笨重機關預先轉移到三北地區。”

當前方村失利并面臨險境時，軍部對浙東的要求更明確：“發展游擊戰爭，保存與壯大自己為主。留部隊堅持四明山地區游擊戰爭，是為了保障三北地區。”

軍部的意圖是將重點調整到三北，即鞏固三北、堅持四明。1944年2月15日軍部復電，戰略意圖更加明確：“鞏固三北，堅持四明，發展與開辟紹南、金蕭、沿海等地區，并設法打通十六旅的聯系。但這一指示，并未被浙東領導核心所真正理解。

浙東縱隊領導在北渡三北之前最后一次向新四軍軍部報告后續工作方針時，仍采用“堅持四明、鞏固三北、相繼發展沿海地區”的說法。

2月17—19日，區黨委在五磊寺召開會議，反復討論部隊行動方針，會議確定“主力分散游擊，保持原有陣地，保存有生力量，并向敵后空隙發展，求得與十六旅聯系”，即“堅持四明、鞏固三北、分散游擊、向敵后發展的總方針。”

直到4月上旬，何克希再返四明，部署堅持在四明地區的武裝以中隊為單位，開展游擊戰爭，粉碎頑軍圍殲浙東縱隊的陰謀。

4月21日，軍部再次重申浙東部隊發展方針，口氣較嚴厲：“依照華中局、軍部迭電所示，應轉向敵后發展為重心。”并否決了向鎮南、鄞東發展的提議。

至此，浙東方面終于領悟，次日通過粟裕轉達，向軍部報告工作時，第一次使用“鞏固三北、堅持四明”的表述。

關于工作方針的問題，何克希在9月的首屆軍政干部會議上有過深刻反思：“這方針是非常明確的，但由于決定得遲了些，以致各級干部頗不容易領悟與接受，思想上、政治上轉變得非常遲緩而困難，個別干部甚至對這一斗爭方針，有輕微而暫時的抵觸。”

三北游擊司令部建立之初，部隊在政治上是以灰色面目出現的，就是不公開共產黨的旗號，長期埋伏與隱蔽。后來，浙東各級黨委相繼建立，但組織機構有些紊亂，黨員數量極少，組織活動也不正常，黨的教育基本處于地下。

三北游擊司令部建立時，黨員只有80名，大多是班排以上的干部，一個支部只有兩三名黨員，有的連隊只是個別領導是黨員，有的還兼著地方黨的負責人。部隊和地方的組織系統相互交叉，上下級組織的匯報沿用白區秘密黨的方式，開會要等天黑或是到哨位上去開。

黨員的學習材料主要是《聯共黨史》和《西行漫記》，與實際脫節。這種地方黨單線聯系的方式與部隊黨工作方法格格不入。黨內普遍存在神秘化、怕發展、怕奸細、怕暴露的心理。

這一階段，黨員均以自己的以身作則、英勇頑強精神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但也導致領導干部犧牲較多，自衛戰爭中犧牲的連以上干部，除了一個中隊附，都是黨員。

盡管部隊較長時間堅持灰色面目，但實際所作所為，特別是對敵偽的勇敢斗爭和對老百姓的真心愛護，政治面目基本顯露，國民黨方面早已認定系中共部隊。直到挺進四明，特別是解放梁弄以后，部隊中的黨這才逐步公開，統一調整了支部，成立總支、總分支、黨務委員會等。

但由于對群眾的教育工作沒有跟上，黨員出現孤立現象。每次戰斗中黨員傷亡多。各中隊的黨員只占人員的20%左右，但其傷亡數占傷亡總數的34.9%，班長以上傷亡數占40%。

浙東黨政軍核心機關轉移三北以后，隨著“鞏固三北、堅持四明”工作方針的確立，部隊黨的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

一是精簡后方機關，部隊黨的組織與地方黨組織脫鉤，除了支隊和地委級原則上不互兼。二是從三、五支隊開始，自下而上對自衛戰爭進行檢討，樹立模范典型。

三支隊在戰斗中檢驗教育成果，接連取得宓家埭、洪魏、洪橋等戰斗勝利，黨在部隊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五支隊克服環境惡劣、隊伍分散等困難，分別召開排以上干部、全體黨員、軍人大會，花一個月時間進行突擊，推動模范運動。

四是發展黨員、提拔干部，這一階段先后提拔了130多名排以上干部。

8月23—29日，浙東游擊縱隊召開組織工作會議。這次會議，被何克希稱為“（使）浙東部隊黨的組織工作有了一個徹底轉變”，它徹底消除了長期灰色隱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強化了黨對的部隊絕對領導地位，為重返四明，最后奪取浙東抗戰勝利，積蓄了政治能量。

會后，縱隊政治部下發了《關于連隊政治組織改變與黨的工作的決定》，真正確立了浙東部隊的“黨指揮槍”原則。規定：連隊支部成為連隊堡壘，政治指導員兼任連隊支部書記，連長是黨員且符合條件的為支部委員；把黨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發展黨員要履行考察、審查等手續，新黨員必須進行嚴肅的入黨儀式；執行黨的民主與集中，反對自由主義；黨員在群眾中公開，接受群眾的監督，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浙東部隊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基本由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所組成，1944年以后又有許多偽軍、頑軍反正投誠而加入部隊，成份相對復雜。自浦東武裝南渡以來，部隊番號幾經更換，但部隊的政治教育一直沒有間斷。

其次把識字與軍事教育結合起來。部隊創建初期，由于戰士理解能力差，軍事技術提高緩慢，繳獲來的新式武器、重武器，難以掌握性能，教官的軍事輔導、講解不能完全理解，以致影響戰場殺敵效果，甚至付出無謂的犧牲，血的代價迫使戰士提高學習的緊迫感。

許多脫盲后的戰士談到學習，感慨萬分，覺得這是共產黨部隊與其他任何部隊的最大區別，都珍惜這個難得又極好的學習機會。

浙東部隊創立時間較晚、規模又小，部隊的規模和戰斗力雖有較大發展，但本質上仍脫不了游擊隊屬性，與新四軍各主力師的正規化差距較大，主要表現在支隊、大隊級軍事領導人的戰略、戰術意識和指戰員的軍事素質上。

1943年底，新四軍軍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對浙東部隊是這樣評價的：“浙東部隊是新發展的，雖派去一部分干部為基礎及經一年來之戰斗鍛煉，但戰斗力仍不很強，對付土頑雜部隊還可以，亦僅能將其擊潰，繳獲不大，如要擴大戰果，進行較大的戰斗是比較困難的……中下級干部掌握部隊差，作戰個人勇敢，因此，每次戰斗中管干部傷亡較大。”軍部的評價，基本切中浙東部隊的要害。

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戰術意識差。戰場上片面強調三猛，即“猛打、猛沖、猛追”，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貌，不注意自身保護和相互掩護配合，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二是軍事技術不過硬。部隊武器和彈藥奇缺，但盲目射擊普遍，殺傷力低，彈藥浪費嚴重。

三是戰場應變能力弱。部隊中真正明確懂得而能靈活、具體應用武器的指揮員、戰斗員不多，未能全面了解、掌握、使用、愛護部隊。

針對問題，司令部、政治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堅決貫徹落實軍部指示，整訓部隊。軍部1944年4月21日的電報指示中強調：“鞏固三北屏障，同時趁此時機，抽調一部主力至三北地區，以戰備姿態休整充實，以應新的情況、新的任務。”按照這個指示，原堅持四明地區的第五支隊各大隊、中隊，先后抽調到三北休整、受訓。

第四，強化教導大隊的作用。在軍事、政治兩個隊的基礎上，設立三隊，專門用來培養特等射擊手。

9月25日至11月5日首屆軍政會議召開，研究新形勢下部隊的目標和任務，在浙東縱隊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11月16日，浙東縱隊重返四明，在梁弄舉行大整訓動員大會，接著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以刺槍、瞄準、投彈為基本技術的軍事向著正規軍的目標邁出了實質性一步，演練整訓。

這一系列努力，全面提升了部隊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素質，使浙東縱隊逆境奮起，涅槃重生，為完成即將到來的根據地大發展和勝利大反攻等重大任務，打下了扎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