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又回到了那片紅色的山頭。
剛安頓下來,他就指名要見一個人——謝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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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把眼光放長遠點,去翻翻當時那筆爛賬,你就會明白,這結局怕是早就注定的。
這哪是一個人的對錯,分明是“土籍”跟“客籍”兩幫人斗了上百年的死疙瘩。
他的悲劇,根子早就埋下了。
啥叫客籍?
就是祖輩從北方逃荒過來的,只能窩在山溝溝里;而那些占著山下肥田的當地人,叫土籍。
這兩撥人在井岡山地界,互相看不順眼了幾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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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呢?
還得半農半讀,兩頭都不敢耽誤。
村里那些勢利眼怎么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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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夸他上進,反倒在那兒說風涼話:“就你?
你要是能考功名,我家的老黃牛都能當狀元!”
這話像刀子一樣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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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干脆上山落草,進了馬刀隊,與其說是為了混口飯吃,不如說是為了爭口氣——既然走正道你們瞧不起,那就換個活法讓你們怕我。
到了1923年,一場慘劇徹底把他推向了絕路。
官軍有個連長叫宋士清,帶人闖進他家,把他老娘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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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7年,命運給他發了一張牌。
那會兒,毛主席帶著秋收起義剩下的隊伍,一路轉戰到了永新縣三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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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條,把這幫外鄉人當對頭,硬碰硬打出去。
第二條,壯著膽子接觸一下,看能不能找棵大樹靠著。
按江湖規矩,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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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
他心里有本明白賬。
自己在井岡山雖然也是號人物,但畢竟是草臺班子,官府要剿,土籍豪紳要排擠,日子過得提心吊膽。
毛主席的隊伍雖然剛吃了敗仗,但那是有組織的“正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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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見面地點定在大倉村的林家祠堂,明面上是接風,背地里卻擺了一場“鴻門宴”。
祠堂夾墻里藏了二十多個弟兄,二十多條槍。
只要談不攏,或者覺得對方想黑吃黑,杯子一摔立馬火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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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從日上三竿一直聊到日落西山。
結果誰也沒想到。
毛主席不光沒想吞并他,反而大手一揮,送了一份厚禮——一百支嶄新的馬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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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頭,槍桿子就是腰桿子。
正是這個決定,給井岡山根據地開了門,也讓他自己成了后來大家口中的“大功臣”。
誰知道,禍福相依。
早先兩人那是鐵哥們,屬于“土客合作”的樣板。
可隨著革命越搞越大,那個陰魂不散的“土客矛盾”又冒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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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0年,這種隔閡變成了要命的猜忌。
雙方那點信任,比紙還薄。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處理羅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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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克紹是個反動團總,壞事做盡。
按特委的意思,這種人必須馬上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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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人的時候,順帶手還繳獲了一批造槍機器和二十幾個技工。
他琢磨著:殺人容易,但造槍技術沒處找啊。
不如留羅克紹一條狗命,逼他給咱們辦個兵工廠。
從打仗的角度看,這算盤打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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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從政治立場看,這就是“敵我不分”、“大逆不道”。
龍超清那幫人本來就對他有意見,這下正好有了借口。
1930年2月24日,天還沒亮,也就五點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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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他剛滿三十二歲,正是好年華。
人一死,那個古老的厄運又落到了他家里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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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一扣,成了“反動派家屬”,妻子謝香梅帶著五個孩子,瞬間從功臣家眷變成了喪家之犬。
這滋味,比黃連還苦,常人根本沒法想象。
為了保住袁家這點骨血,謝香梅把心一橫,做了個當媽的最不忍心的決定:送孩子。
大閨女袁長妹九歲,二閨女七歲,后來還沒養活,小閨女才一歲多。
兩個活生生的閨女,送去給人家當童養媳,一個去了寧岡壩上,一個去了馬源坑。
謝香梅自己帶著剩下的兒子鉆進深山老林,當了整整兩年的“野人”。
后來東躲西藏,換了十幾個地方,直到1942年,才敢在茅坪村租了幾畝薄田,隱姓埋名過日子。
一直到解放后,這樁冤案才算翻了身。
從1930年出事,到1965年主席親自給正名,袁家這一大家子,在夾縫里硬是熬了三十五年。
隨行的領導問她有啥難處盡管提。
她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提啥呢?
男人被錯殺,骨肉分離,這大半輩子的心酸,哪是一個“要求”能補回來的?
如今,去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還能看見那個“大倉會見”的場景。
這一切都在提醒后人:歷史這趟車,有時候會走彎路,甚至會翻車,但折騰到最后,總會給個公道的說法。
只可惜,這個說法來得太遲,代價也太慘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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