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了漢中，才有了漢族，如此重要的漢中為何只是五線城市？

翻開那份《2020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有個名字顯得格外扎眼，讓人心里咯噔一下。

漢中，被打上了“五線城市”的標簽。

這就好比你回老家參加族譜修訂，突然發現那個當年開創基業、當過皇帝的老祖宗，現在吃飯連主桌都上不去，只能蹲在門口啃饅頭。

這落差，真不是一般的大。

咱們嘴邊掛著的“漢人”、“大漢王朝”、“漢字”，連天上的銀河都叫“天漢”，這些詞兒的老根，全都在這片土地上。

可到了2020年，報表上的數據冷冰冰地甩在臉上：常住人口三百二十一萬，GDP不到一千六百億。

這成績單，在陜西省內看著都寒磣，別說西安、咸陽了，連寶雞的尾燈都看不見。

一個扛起半部中國古代史的“大佬”，怎么就混成了如今的小透明？

不少人把鍋甩給“運道不行”或者“路沒修好”。

其實，要是把時間尺子拉長，你會發現這壓根不是運氣的事兒，而是一道關于“地理資產”的超級算術題。

這筆賬，老天爺算了幾千年，計算公式變了，結果自然跟著變。

咱們先穿越回去，看看這筆賬賺得盆滿缽滿的那會兒。

公元前206年正月，劉邦領著隊伍鉆進了南鄭（就是現在的漢中南鄭區）。

當時的棋局，在項羽看來簡直是贏麻了：把劉邦扔到巴、蜀、漢中這種鳥不拉屎的山溝溝里，名義上封王，實際上就是流放。

既顯得自己仁義，又把死對頭鎖死在秦嶺南邊吃土。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劉邦面臨生死抉擇：是窩在山里當個土皇帝混日子，還是把這兒當成跳板殺回去？

這會兒，漢中這塊地的價值，被劉邦的參謀團重新估算了一遍。

在項羽眼里，秦嶺是一堵墻，把劉邦堵死在里面；但在蕭何和韓信眼里，秦嶺是一面盾牌，護著劉邦不被吞掉。

漢中盆地，典型的一盆水夾在兩座山中間，北邊頂著秦嶺，南邊挨著大巴山。

這地界兒，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的天然兵工廠和大糧倉。

劉邦玩了一招極高明的障眼法：一把火燒了棧道。

這動作等于在大喇叭里喊——我不出去了，大家伙兒安生過日子吧。

這賬算得極精：利用地形的封閉性偷偷練兵，再利用地形的隱蔽性突然出擊。

僅僅過了四個月，劉邦來了個“暗度陳倉”，奇兵突襲奪下關中，一口氣把章邯、司馬欣、董翳這三個秦軍降將打得找不到北。

從這一刻起，漢中就不再是流放地，而是大漢帝國的“孵化基地”。

有個數據特別能說明問題：史書里記下來的高祖功臣一百三十七號人，有八十四個都有“進漢中”的履歷，占比超過六成。

張良、蕭何、樊噲、曹參…

這些后來在歷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當初都是在這個盆地里熬出來的。

這筆“地理風投”的回報，是整整四百年的大漢江山。

時光飛逝，轉眼過了四百多年，到了三國檔口，諸葛亮接手蜀漢，擺在他面前的，還是那張地理考卷。

建興元年（223年），諸葛亮把大本營定在成都。

但他心里跟明鏡似的，光守著成都平原的溫柔鄉，早晚得被溫水煮青蛙。

想北伐中原，就得往北頂。

諸葛亮的眼神，再一次死死盯住了漢中。

為啥非得是漢中？

翻翻當時的交通賬本就明白了。

褒斜道、子午道、儻駱道，三條古時候的高速公路在這兒碰頭。

褒斜道直插長安，子午道北上就能摸到咸陽，儻駱道卡著隴西寶雞的脖子。

拿下了漢中，就等于攥住了南北交通的總開關。

對諸葛丞相來說，漢中不光是前線，更是一個超級物流集散中心。

每一次六出祁山，大軍的糧草怎么調、營盤怎么扎，全得指望漢中撐著。

太史公在《史記》里給這地方寫過一句極高評價，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進能打，退能守，物產豐富，地段無敵。

在那個冷兵器說話的年代，漢中就是妥妥的頂級“藍籌股”。

甚至在西漢搞經濟政策的時候，漢中都充當了大數據庫的角色。

當年蕭何進咸陽，金銀財寶一概不拿，先搶秦朝的戶口本和地籍檔案運回漢中。

正是靠著這些家底數據，漢初恢復經濟才有底氣。

那時候，關中、漢中、巴蜀三大盆地串成一串，那是帝國的脊梁骨。

漢武帝那會兒，為了保證貨物流通，朝廷專門讓人鑿開褒斜道，設驛站，讓漢中的物資順著水路直達長安。

那時候的漢中，是實打實的“一線大都會”。

那么，一手王炸的好牌，怎么就打到了今天這個尷尬局面？

是因為漢中變心了嗎？

不，山還是那座秦嶺，水還是那條漢江。

變的是時代的計算法則。

進了近現代，人類的出行方式來了個底朝天的大革命。

當鐵路、高速路、飛機這些玩意兒出來后，原本作為“護城河”的高山深谷，瞬間變成了發展的“攔路虎”。

在古代，秦嶺的險峻代表著安全感；在現代，秦嶺的險峻意味著高成本。

西安和成都這種超級大都市，靠著高鐵和飛機直接“加好友”私聊了。

原本必須經停漢中的物流和人流，現在直接從頭頂飛過去，或者順著更快的鐵路干線繞道走。

漢中，從“必經之路”，變成了“可有可無的過路站”。

這種邊緣化的痛，直接反映在經濟報表上。

2020年，漢中的產業結構明顯瘸腿：種地的第一產業占比還是很大，兩百六十多億；搞工業的第二產業六百四十多億；搞服務的第三產業六百九十多億。

這組數字背后，是產業鏈條太單薄。

因為地形限制，大規模的工廠攤不開；因為交通優勢沒了，那些講究速度的高科技、金融、互聯網產業，根本不愿意在這兒扎根。

哪怕掛上了國家級開發區的牌子，但在招商引資的談判桌上，面對沿海城市和省會城市的瘋狂吸血，漢中手里的籌碼實在太少。

更要命的是人才留不住。

年輕的勞動力和高端腦瓜子，就像當年的江水一樣，攔都攔不住地流向了西安、成都這些機會更多的低洼地。

所以在《2020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的算法模型里，把人頭數、花錢能力、產業厚度、交通地位揉在一起算，漢中被歸入五線。

雖然感情上讓人難以接受，但在商業邏輯上，這事兒一點都不意外。

但這并不代表漢中就此歇菜。

既然當不了“路霸”，那就換個活法。

這兩年，漢中開始重新盤點自己的“家底”。

“全域旅游示范市”、“綠色生態城”、“秦巴山區中心城”，這些新名片的背后，是漢中對自己核心競爭力的重新定位。

借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保護的東風，依托漢江這條黃金水道，漢中正琢磨著怎么把“綠水青山”折算成實實在在的票子。

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昭王南征死在漢水，讓這片土地頭一次有了名號；

今天，這座城依然倔強地守在秦嶺南邊。

雖說在城市的排位賽里，它暫時坐到了后排，但那個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漢”字，依然是這兒最硬氣的底牌。

畢竟，五線城市遍地都是，而開天辟地的“漢”，獨此一家。

信息來源：

漢中在西漢歷史上的地位-立足于《史記》的考察.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月第27卷第2期.

漢中何以“中心城市”？

漢中：漢朝的發祥地，在歷史上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