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草不除根，盤踞臺灣島的日本殖民遺留，將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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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去年四月，臺北慈祐宮門前上演了一幕令人愕然的場景：蔣氏家族第四代傳人蔣萬安身著傳統日式和服，面向日本阿波舞團鄭重行禮。這一畫面遠非尋常的文化展演，而是一則橫跨八十年、裹挾歷史苦澀的冷峻寓言。

它鋒利地劃開了臺灣社會表面平靜的帷幕——光復已逾八十載，可那被稱作“殖民”的幽影，從未真正消散；它不再蟄伏于暗角，反而昂首立于聚光燈中央，接受眾聲喝彩。這無聲昭示著：一場關乎精神歸屬與文化主權的深層博弈，正悄然升溫。

你是否曾深思：歷經八十年歲月洗禮的臺灣，為何仍難驅散“和服幽靈”的纏繞？答案絕非偶然。1945年日本戰敗撤離之際，數以萬計的“隱性日籍者”悄然滯留島內——他們通過更名易姓、系統性接受皇民化教育，悄然滲透進臺灣政學醫教等核心領域，完成了一場靜默卻深遠的“精英層置換”。

其影響早已超越課本修訂本身，而是持續重塑著一代代人的價值坐標與身份認知，使“兩岸一家親”的集體情感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內在侵蝕。

當蔣氏后人在媽祖圣殿前披上和服躬身致意，這已遠超政治姿態的范疇，成為殖民意識在當代臺灣結構性存續的直觀映照。光復八十載，那只無形之手仍在重寫記憶、定義歸屬，悄然雕琢著臺灣社會的精神輪廓。

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兩岸完全統一，不只是地理疆域的重新整合，更是一場滌蕩百年精神附著、重建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深刻革命。若只清表象、不觸根脈，終將留下難以愈合的歷史裂痕。

時間撥至去年4月18日，臺北松山區，慈祐宮。

這座承載閩南信俗千年香火的媽祖祖廟，本應氤氳著最醇厚的中華信仰氣息。然而那個夜晚，電子大屏上滾動的畫面卻透出強烈違和感：時任臺北市長、蔣中正曾孫蔣萬安，身著剪裁精良的墨色底紋和服，向臺下日本阿波舞團深深俯首。

紙燈籠紅得灼目，和服黑得凝重。

人們不禁愕然：這位抗戰統帥的直系后裔，竟在祖先守護的神明殿堂里，用流利日語與昔日殖民宗主國的表演團體寒暄致意。這不止是文化互動，更像一出穿越八十年光陰、帶著刺骨反諷意味的歷史啞劇。

這一幕精準刺穿了臺灣社會習以為常的認知薄紗——光復雖已八十春秋，但“殖民”并未退場，它未藏身于廢墟殘垣，而是登堂入室，在鎂光燈下收獲掌聲與贊譽。

它令人倏然憶起1895年的乙未之變。《馬關條約》墨跡未干，日軍皮靴便踏碎基隆澳底沙灘，全島悲鳴震野，鑼聲斷市。而130年后的今天，執掌權柄者卻將穿戴殖民象征服飾，美化為“文化多元”“國際友善”的時代風尚。

如此巨大的精神斷層，究竟從何而起？

倘若將歷史切片置于高倍鏡下審視，便會發現：這絕非孤立事件，而是一條綿延數十年、環環相扣的意識演化鏈。

1945年日本戰敗撤離，確為一場倉促撤退。官方檔案記載，約32萬日籍人員被集中遣返。但歷史總在細節處留白——據多方學者交叉考證，至少有四萬名日本人設法滯留。他們或借戶籍登記混亂之隙，或借收養過繼之名，或以徹底更名換姓之策，悄然融入臺灣社會肌理。

這批人并非普通移民。他們多為日據時期文教系統骨干、基層行政官吏、醫療技術人員，掌握著知識傳播與社會管理的關鍵節點。脫下軍裝，換上素衣；抹去“佐藤”“山田”，冠以“黃”“吳”“王”等漢姓，他們完成了身份的“靜默轉譯”。

最具代表性的個案，便是曾自述“巖里正男”的李登輝。二十二歲前，他徹頭徹尾以日本人自居：講日語、著木屐、奉行武士道精神，連靈魂節律都隨東京節奏跳動。

1994年，他在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面前喟嘆“身為臺灣人的悲哀”，彼時他胸腔里搏動的心臟，依然忠于早已崩塌的“大東亞共榮圈”。正是這群“隱性日籍者”及其深度皇民化的本土精英，過去三十年間，以潤物無聲的方式，主導了臺灣社會主流意識的系統性重構。

1997年，《認識臺灣》教科書橫空出世。編撰者刻意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僅一字之易，卻撬動歷史認知的地基。“據”字承載侵略鐵證與民族屈辱，“治”字則暗示合法治理與文明輸入。

自此，臺灣青少年的歷史記憶被悄然重置：云林大屠殺中三萬同胞的鮮血被淡化為模糊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八田與一水利工程的“建設功績”；兩萬八千余名被迫征召、戰死異域的臺籍青年，不再是殖民暴力下的犧牲品，而被供奉為靖國神社中“為國捐軀”的“英靈”。

這是一段令人心痛的錯位史程。反觀鄰邦韓國，光復之初即以雷霆手段斬斷殖民臍帶——炸毀朝鮮神宮，焚盡日語教材，全面清除殖民體系中的文官架構。那是一次痛徹心扉卻徹底有效的精神清創。

而1945年的臺灣，雖拆除了神社鳥居，卻保留了殖民統治所鍛造的“思想神經系統”。

當時國民政府為維系行政運轉，大量留用受皇民化教育熏陶的本地公務員與教師隊伍。此舉如同外科手術中為求速效而保留微小病灶，埋下了日后反復發作的隱患。

隨之而來的，是兩種文明體系激烈碰撞所引發的劇烈排異反應。

試想那個畫面：1945年末，來自大陸腹地鄉村的國軍士兵，肩扛粗布包裹，第一次站在臺北街頭，望著擰開即涌清水的自來水龍頭久久失神。

這種城鄉落差、語言隔閡、制度陌生，疊加十萬多名自海南、南洋遣返后無處安頓、積怨難平的臺籍日兵，最終于1947年釀成“二二八事件”。

悲劇的深層癥結在于，后來的分離主義力量成功將這場復雜的社會撕裂，簡化包裝為“外來政權壓迫本地民眾”的單一敘事。他們以這道傷疤為盾，長期遮蔽日本殖民五十年間屠戮六十余萬臺灣同胞的血腥真相。直至今日，“二二八”紀念日每至，這道舊創便被再度揭開，滲出的不是反思之淚，而是持續滋養“反中”情緒的毒液。

目光轉向2026年當下。日本對臺灣的持續聚焦，真如其宣稱的那般，源于“民主價值同盟”？

請勿輕信表象。聽聽日本退役將領巖崎茂如何直言：“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句話的真實分量在于：臺灣絕不可回歸中國版圖，它必須永久充當日本向南擴張的戰略前哨，成為中國海軍走向深藍的物理枷鎖。

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日本在臺布局之縝密、滲透之深入，令人警醒。

日本基金會常年投入巨資，定向資助臺灣高校與智庫的研究項目。其唯一硬性指標是：將臺灣歷史從中華文明脈絡中強行剝離，構建一套以“海洋國家”“島國主體性”為核心的歷史解釋體系。此即典型的“攻心為上”。

經濟層面，更形成一種荒誕閉環。近年臺灣持續享受大陸ECFA框架帶來的巨額貿易紅利，單2025年即自大陸獲得順差達805億美元。而這些資金流向何處？大量轉化為采購美國淘汰軍備的訂單，亦有相當比例流入日本軍工產業鏈。

這恰似“端起碗吃飯，放下筷砸鍋”。但背后邏輯冷峻清晰：他們寧可甘為美日戰略棋局中的“守門犬”，也不愿重拾作為中華兒女的文化尊嚴。因為在他們的精神天平上，那個曾經的殖民母國，至今仍象征著某種不可撼動的“文明高位”。

站在2026年的歷史節點回望，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沉甸甸的現實：

兩岸完全統一，從來不只是導彈射程覆蓋與否的技術命題，亦非登陸艦數量多寡的軍事課題。當蔣氏后人著和服于媽祖圣殿前躬身一刻，我們便須徹悟：這是一場爭奪民族心靈制高點的終極較量。

地理意義上的“光復”，早在1945年已然完成；而精神家園的“再光復”，卻整整遲到了八十年。

那些盤踞于教科書字里行間、潛伏于精英話語體系深處的殖民思維殘余，恰如附著于巨輪龍骨的頑固藤壺——不清除殆盡，航船便無法破浪前行，甚至會在風浪中傾覆沉沒。

倘若我們只緊盯地圖上那一灣淺水，卻無視葉脈中奔涌的毒素，那么即便明日旗幟插上玉山之巔，我們所擁有的，或許只是一個充滿疏離與敵意的“地理故鄉”。

除惡務盡，方為正道。真正的統一，不僅是主權符號的莊嚴回歸，更是從臺北小學課堂的第一課開始，從媽祖廟前重拾文化自信的每一鞠躬起步，將被殖民敘事顛倒百年的價值羅盤，一寸寸校準、一幀幀復位。

這，才是真正橫亙于我們面前、最堅硬也最不容回避的歷史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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