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選擇怎樣的路通往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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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融圈和學術圈都在吃一個瓜，然后蔓延到了各大社交媒體平臺的情感博主——集中點在“精英女性”異常的婚戀關系與殺豬盤之無孔不入上。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第一個感覺大概是：“可惜，好白菜給豬拱了，這樣的精英家庭和背景。”

后來想想，其實這里面有個很深的誤解——我們眼里的“精英”，大多是在金錢和權力維度的標志——名校、資源、圈層、可見度。但它們從來不等價于一個人內在的穩定、邊界感和倫理結構。

如果說底層家庭的孩子因為匱乏、剝奪、被忽視，更容易形成一種近乎本能的對秩序的敵意和對抗；

精英家庭的孩子，往往面對的則是另一種風險——

很多我們普通人看著處在金字塔尖的家庭，其實也有自己不可及的金字塔尖。當這種家庭內部，父母關系本身是失序的，對欲望、邊界、責任的態度是曖昧甚至雙標的，那么孩子學到的，往往不是“怎么做人”，而是“怎么更快地進入某個位置”。

所以，當這些家庭的孩子太早見識過巨大的名利，又缺乏一個穩定的價值錨點的時候，就容易心急，動作也就走形。

從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原生家庭困境。

一般來說，兩種情況下，一個人能走出這種困境：比如說，父母至少在情感上給予過長期、穩定、耐心的陪伴；或者是這個人本身的智力和反思能力足夠強，強到可以在成年之后，對自己的價值觀進行一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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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聽到這個瓜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名字是鄧文迪。

圍繞著鄧文迪的故事很多，褒貶也不一，但肯定沒人否認，她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巨大“名利”——可以說是站在全球最頂尖的名利場之上。所以很多女性也將她視為人生楷模。

名利這件事，本身并不骯臟。欲望幾乎是所有進步的發動機。

真正的分野在于——你選擇一條怎樣的路，去通往名利。

1993年，J·K·羅琳離婚，同時患有臨床抑郁癥，住在蘇格蘭一間鼠患嚴重、四面透風的公寓里。為了取暖，她會在嬰兒睡覺時去咖啡館寫作。小說她打了兩遍——因為她負擔不起復印的費用。十二家出版社都拒絕了這本書。最后，因為董事長8歲的女兒愛麗絲讀了一章后就強烈要求看更多，所以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決定冒險一試。1997年6月26日，《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正式上市，只印了500冊。現在，《哈利·波特》系列銷量高達6億冊，是史上最暢銷的系列叢書，J·K·羅琳每年僅從《哈利·波特》相關版稅收入就有5000萬至1億美金不等，J·K·羅琳本人更是獲得了多個文學與國家級榮譽稱號。

鄧文迪和J·K·羅琳都是站在金字塔尖的“成功女性”。要獲得她們這樣巨大的成功，都需要天賦和運氣。

不過，她們的“成功”，絕對是兩種人生價值觀和兩種道路的選擇。

從某種意義上看，從古到今，從李師師到鄧文迪，甚至到現在很紅的“蛐蛐”、小章女士、大田女士，都是同一條路。這條路在今天網絡的語境中，叫“雌競”，意思是使用雌性特征去獲取資源，嵌入權力或者資本結構，實現階層躍遷。在歷史的長河里，女性長期被排斥在正式的勞動力市場之外，其實大多也只有這么一條路。

但J·K·羅琳代表的是更現代的一條路。隨著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演進，女性被更多納入正式勞動力市場后，女性不再使用雌性特征獲取資源，而是依靠和男性一樣的專業技能去競爭，獲得資源、地位和尊重。在今天的網絡詞語中，這被稱為“雄競”。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雌競”這個詞有生理性厭惡。后來意識到，雄競、雌競都是“女性勞動市場”的一個部分。在一個長期由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中，女性進入正式勞動力市場的歷史，本身就很短。所以很多女性在“向上流動”時，確實面臨兩套并行的定價體系：

• 一套是正式勞動力市場：用學歷、能力、產出、時間來定價，缺點是慢，而且累，門檻也高。

• 另一套是隱性的“關系型市場”：用年輕、美貌，或者情緒價值、生育價值來定價，優點是快，而且主要靠“天生稟賦”來實現，門檻相對低，當然折舊也快。

雌競——也就是依靠性別特征換取安全、體面，甚至富貴，本身就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生物策略之一。

問題只在于——這條路的本質，是把命運交到別人手里。

它的不確定性更高，方向也更難由自己掌控。

即便是鄧文迪這樣的高手，也極度依賴個人稟賦和時代窗口。

而另一條路當然也不輕松——不是每個人都能寫出《哈利·波特》，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居里夫人。

但至少，做事靠自己，是可以被復制的。

只是，這條路沒法依靠天生的性別優勢“躺贏”，所以看起來要更辛苦。在一個仍然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勞動力市場上，女性要付出的成本當然更高。

所以，這兩條路，也許并沒有絕對的對錯，本質上是比較優勢和個人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想不清楚的時候，其實可以用一個很樸素的問題來校準自己——
如果我有一個女兒，我希望她是鄧文迪，還是J·K·羅琳？這個答案，大概就是選擇。

父母給孩子最大的資源是財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