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軌被發現后，她認錯歸家，卻用最絕情的報復，傷了丈夫一生

“回首往事，既喜且憂”

這句話，不只是凌叔華的作品《古韻》中的一句話，可以說，也是對她的一生的經典寫照。作為民國時期的大才女，凌叔華的感情生活，就像她的作品一樣，看似美好，可深究就能發現，其中有許許多多讓人無奈的妥協。

今天，咱們就一起看看這位傳奇才女的愛情故事吧。

1900年的北京藏著不少體面人家，凌家就是其中之一。凌叔華的父親早年做過官，家里往來的多是文人畫師。那時候的凌叔華還是個扎著小辮子的姑娘，總愛躲在客廳屏風后，聽大人們聊畫論詩，偶爾還會偷偷拿父親案頭的毛筆，在宣紙上涂涂畫畫。

雖說那會兒講究“重男輕女”，可她父親偏疼這個女兒。他瞧著凌叔華眼神里有股靈氣，不像尋常閨秀那般拘謹，就特意請了名師教她。畫畫跟著繆素筠、王竹林學，這兩位都是當年給慈禧畫過畫的大師；詩詞和外語則拜了辜鴻銘為師。

10多歲的凌叔華，每天不是在畫室里磨墨，就是在書房里背詩，偶爾還會跟姐姐鬧著玩，趁姐姐背稿子時故意搗亂，惹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日子一天天過，凌叔華漸漸長大成人。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風興起，不少年輕人都想著沖破舊束縛，凌叔華也不例外。她不想一輩子困在深宅大院里做“大家閨秀”，就考上了燕京大學外文系。

那會兒的燕大校園里，女孩們都帶著股朝氣，凌叔華和鄧穎超、冰心是同班同學，幾個人湊在一起，除了熬夜復習應付考試，還總愛聊些文壇上的新鮮事，誰又發表了新文章，誰的詩寫得好，嘰嘰喳喳的。

在燕大的日子里，凌叔華的才華慢慢顯露出來。她愛寫東西，筆下的文字不矯揉造作，帶著股子靈氣，不少男生私下里都議論，說被凌叔華的才情吸引了。也就是在這期間，她真正走進了民國的社交圈。

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當時沒找到合適的場地舉辦茶話會，有人提議借用凌家的宅子，凌叔華便成了這場茶話會的女主人。那天，林徽因、徐志摩都來了，本以為這些名人會是焦點，可凌叔華卻憑著流利的英語和大方的談吐，成了全場的亮點。

徐志摩見了她，都忍不住愣了愣，后來還總說，凌叔華身上有種“東方女子的雅致，又帶著西方的灑脫”。

徐志摩對凌叔華的好感毫不掩飾，那段時間總往凌家跑，見不著面的時候就寫信，短短幾個月就寫了幾十封。信里滿是詩句和心事，字里行間都是愛慕。凌叔華也愿意跟他聊天，可她心里清楚，徐志摩的愛太熱烈，像一團火，燒得快，說不定也滅得快。

她知道自己要是真陷進去，恐怕最后會像雨打浮萍一樣，沒有安穩。后來徐志摩跟陸小曼愛得轟轟烈烈，凌叔華也沒有為此哭鬧，還是跟他保持著朋友的聯系。連徐志摩最寶貝的“八寶箱”都交給凌叔華保管。

比起徐志摩的熱烈，陳西瀅的追求要平淡得多。陳西瀅是北大的教授，性格沉默，不愛說話，可對凌叔華卻格外上心。

1925年，凌叔華遇上了一樁麻煩事，她應徐悲鴻之請，為《晨報副刊》臨摹了一幅畫，結果徐悲鴻忘了標注原作者，只寫了凌叔華的名字，這下好了，有人在《京報副刊》上發文罵她抄襲，連帶著她剛出版的文集銷量都受了影響。凌叔華又委屈又生氣，差點就放棄了寫作。

就在這時，陳西瀅站了出來，他不管當時正跟魯迅鬧論戰，直接在報紙上發文為凌叔華辯護，甚至跟魯迅吵得更兇。凌叔華看著那些為自己辯解的文字，心里暖烘烘的，她覺得陳西瀅雖然不像徐志摩那樣熱烈，卻像夜里的臺燈，安安靜靜地照著她，給人踏實的感覺。

1926年，凌叔華從燕大畢業，不久就跟陳西瀅結了婚。

她陪嫁豐厚，婚禮辦得熱熱鬧鬧，可也引來了不少閑話。就連魯迅也冷嘲熱諷，說他們是“才子配佳人，不過是場熱鬧”。

剛開始，兩人日子還算甜蜜，陳西瀅在北大教書，凌叔華在家寫寫文章、畫畫，偶爾還辦些小沙龍，請朋友們來家里聊天。可沒過多久，矛盾就慢慢顯出來了。

1928年，陳西瀅被聘為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一家人搬到了武漢。陳西瀅當了院長，架子也慢慢大了起來，他希望凌叔華能安安心心做“陳太太”，在家相夫教子，別總在外頭拋頭露面。

可凌叔華不樂意，她習慣了北京的熱鬧，喜歡跟文人朋友們交流，武漢的圈子小，她連個能好好聊天的人都沒有。她想繼續寫文章，陳西瀅卻說“女人家不用搞這些，把家里照顧好就行”；她想辦沙龍，陳西瀅又覺得“太招搖，不像院長夫人該做的事”。

兩個人常常為這些事吵架，凌叔華覺得自己的才華被埋沒了，陳西瀅卻覺得凌叔華不懂事，不體諒他。

就在凌叔華幾乎覺得生活沒了色彩的時候，朱利安出現了。朱利安是個英國詩人，比凌叔華小8歲，滿頭金發，眼睛里總閃著藝術家的光。

他剛到武漢的時候，漢語說得不太好，凌叔華英語好，就常常幫他翻譯、介紹朋友。朱利安跟她聊歐洲的故事，說巴黎的咖啡館、倫敦的小酒館，凌叔華聽得入了迷，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在燕大自由灑脫的日子。

她開始剪短頭發，跟朱利安一起去逛武漢的街頭巷尾，日子又重新有了生氣。可陳西瀅也不是傻子，妻子變化他也看在眼里：以前不愛打扮的她，衣柜里多了不少新衣服；以前總待在家里的她，常常出去一整天才回來。

陳西瀅很快就發現了朱利安，他沒跟凌叔華吵，只是把她叫到跟前，冷冷地給了她三個選擇：要么離婚，要么分居，要么跟朱利安斷干凈，就當什么事都沒發生過。凌叔華看著陳西瀅眼底的疲憊，又想起了女兒，最終還是選擇了第3個。

她跟朱利安說了再見，朱利安離開中國的時候，她沒去送，只是在家哭了一場。從那以后，凌叔華和陳西瀅的關系就徹底冷了下來。他們還住在一個房子里，卻像兩個陌生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各睡各的房間。

女兒成了他們之間唯一的紐帶，只有在跟女兒說話的時候，兩個人才會偶爾交流幾句。后來陳西瀅因為工作要去歐洲，凌叔華才帶著女兒跟他一起去了倫敦。

在倫敦的日子，兩個人還是各過各的。凌叔華重新拾起了自己的才華，她寫英文小說，舉辦畫展，慢慢在歐洲的文藝圈有了名氣，有人說她是“第一個讓歐洲記住的中國女作家”。

她的家里又恢復了往日的熱鬧，不少民國時期的名流去倫敦，都會去她家做客，茶話會依舊辦得風生水起。陳西瀅則忙著自己的工作，兩個人偶爾見面，也只是客氣地打個招呼，兩人十分疏遠。

1970年，陳西瀅在倫敦去世。凌叔華默默地幫陳西瀅整理遺物，看著那些熟悉的書籍和手稿，心里空落落的。

1989年，快90歲的凌叔華帶著陳西瀅的骨灰回到了中國，把他葬在了江蘇的一處公墓里。她站在墓前，看了很久，沒說話，只是輕輕摸了摸墓碑上的字。第2年，凌叔華也去世了，按照她的遺愿，她被葬在了陳西瀅的身邊。

這對吵了一輩子、冷了一輩子的夫妻，最終還是“同穴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