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北上!
20世紀30年代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故事
閻利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由于國民政府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導致東北地區迅速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在民族危機的重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高舉旗幟 發出抗日強音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22日,又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特別在滿洲更應該加緊的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加緊在北滿軍隊中的工作,組織他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這些抗日宣言和決議,表明了我黨堅決反對日本侵略的鮮明立場,宣告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戰斗到底的決心。
1934年7月5日,一份《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旗幟下建立新蘇區給紅七軍團的政治訓令》從江西瑞金發出,明確要求“七軍團到敵人的深遠后方,進行廣大的游擊活動,與在敵人最受威脅的地區,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就這樣,為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紅七軍團改編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以下簡稱“先遣隊”),開赴閩浙皖贛邊區活動。后來,曾任先遣隊參謀長的粟裕在回憶錄中寫道:“紅七軍團奉命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部隊到瑞金后,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人……接見了軍團領導人尋淮洲、樂少華、劉英和我,當面交代任務,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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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刊發的《毛澤東同志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江西省檔案館 藏)
先遣隊出發后,我黨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還刊載了《毛澤東同志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介紹派出先遣隊“目的在使全國民眾明白,紅軍是全中國內真正抗日的軍隊”,并堅信會得到“沿途民眾的援助,凡是國民黨軍隊中決心抗日的份(分)子也必會不斷參加這個部隊,或同我們聯合起來攜手并進”。隨后,號召“全國一致起來援助蘇維埃與紅軍,使我們能夠迅速粉碎五次‘圍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們的抗日先遣隊,反對南京政府的攔阻政策,使抗日紅軍迅速前進”。8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在一篇介紹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文章中寫道:“第一、證明給中國民眾看,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民眾革命戰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第二、證明給全中國民眾看,紅軍是抗日反帝的主力軍。第三、抗日先遣隊在福建的勝利,有力地回答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福建的行為。第四、抗日先遣隊在敵人深遠后方的行動,更有利于我們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第五、迅速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全部主動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14日,中共上海中央局為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致信白區各級黨部:“紅軍北上抗日不是什么陰謀,什么手腕,而是偉大的政治上軍事上的策略,是貫徹蘇維埃紅軍向來關于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張,是這個主張的歷史的發展。在九一八事變后我們所提出的三位一體的口號,一二八抗戰中我們的對日宣戰通電,山海關失陷后我們的對日作戰協定的三個條件的宣言,以及目前紅軍北上抗日的行動,都是我們的抗日主張的次第的發展,而且其中都有一貫的邏輯上的聯系。”
當時,蘇區的廣大民眾也積極擁護先遣隊北上抗日,紛紛發表宣言,“只有蘇維埃才能對日宣戰,只有工農紅軍才能真正去抗日,只有蘇維埃和紅軍才能率領中國的武裝民眾去打日本”。
深入群眾 播撒革命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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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10日,中國共產青年團博生縣委員會翻印的《一致擁護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江西省檔案館 藏)
先遣隊從江西瑞金出發時,攜帶了約160萬份宣傳材料,包括《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宣言》《一致對外——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中國能不能抗日》等。這些材料是中共中央在印刷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專門趕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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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印制的宣傳品《中國能不能抗日》(部分)(江西省檔案館 藏)
無論軍情多么緊急,先遣隊不忘深入群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重要意義,并動員當地民眾反蔣抗日。如占領廣東省水口鎮時,全體指戰員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義活動,對當地群眾詳解抗日意義;打下福建省羅源縣后,宣傳員立即上街張貼、書寫抗日標語,散發宣傳材料;路過浙江省遂安縣(今淳安縣)白馬村時,還舉行了紀念九一八事變3周年集會活動。通過這些宣傳,沿途廣大軍民知道了只有加入紅軍、共同抗日,中國才能有出路。正如粟裕所說:“我們沿途盡可能地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同時,還讓部分國民黨軍隊走上抗日道路。如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士兵因不滿國民黨的賣國行為,攜帶武器投奔紅軍,一起抗日討蔣。
在行軍過程中,先遣隊嚴格遵守部隊紀律。在白馬村休整時,一些戰士因饑餓難耐吃了百姓家的粽子,為了不讓群眾的利益受損,他們便小心翼翼地用粽子葉把銅板包起來放回原處。到了晚上,歸家的百姓打開粽子一看,里面竟是銅板,非常感動,便稱其為“洋錢粽”。這也讓民眾了解到,在我黨領導下的紅軍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
浴血奮戰 盡顯革命本色
自1934年7月初從江西瑞金出發,到1935年1月底在江西懷玉山失敗,先遣隊曾多次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此外,還襲取過福建大田、浙江慶元、安徽旌德等縣城。
1934年11月,先遣隊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師后,組成紅十軍團。他們在皖南打響的第一仗就是譚家橋戰役,面對近10萬強敵,軍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利用烏泥關至譚家橋這段公路兩側的有利地形打一場伏擊戰。12月14日,敵人進入設伏區,雙方從上午9時激戰到黃昏。對戰中,19師師長尋淮洲帶領戰士們浴血奮戰,一度奪回失守的烏泥關制高點。他卻不幸腹部中彈,彌留之際還反復地念著:“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尋淮洲犧牲時,年僅22歲。最終,紅十軍團撤出戰斗,向北轉移。
1935年1月,先遣隊在懷玉山被敵人包圍。面對“圍剿”,他們毫不退縮,英勇迎戰。當時,方志敏和粟裕等人已率領先頭部隊果斷突破封鎖線,但方志敏仍堅持返回與大部隊會合,最終不幸被俘。后來,他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中記述了被圍情景:“冒雨冒雪,不分晝夜的(地)爬山越嶺,要偷過敵人封鎖線,雖然七天沒有吃飯,餓得兩腳走不穩,打跛腳;雖然整天凍得發抖,雖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勞到了萬分。但我總是咬緊牙關,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要干……”同時,被俘的還有胡天桃、王如癡、曹仰山等人。當敵軍發現胡天桃時,他身著打滿補丁的衣褲,腳穿兩只不同顏色的鞋子,隨身攜帶的只有一個破洋瓷碗與干糧袋。在獄中,他們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堅貞不屈,用生命捍衛我黨的秘密。最終,方志敏等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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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畫報》第12期刊載的《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漫畫及《紅軍抗日歌》歌譜(江西省檔案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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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6日,《紅色江西》第12期刊登的《擁護紅軍北上抗日》(江西省檔案館 藏)
先遣隊雖然遭到失敗,但留下了革命火種。粟裕率領的先頭部隊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組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境內,創建新的根據地。1936年3月27日,在法國巴黎發行的《救國時報》第三版刊登了《歷盡艱苦——紅軍始達北上抗日》一文:“‘近兩年前,方志敏奉命率領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被蔣軍包圍而入浙皖,企圖渡江北上,此為紅軍進行直接對日戰爭之第一聲’。對于喚醒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使在蔣治的人們終于知道,中國是真正有抗日軍隊的,那就是紅軍。”這則報道讓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知道了紅軍是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裝。
來源:中國檔案報(原載《中國檔案報》2026年1月30日總第4398期第1版)
作者:閻利娟(江西省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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