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臘月初八,北京西郊的冷霧攀上功德林舊樓的窗欞,鐵門“哐啷”一響,一群戰犯被催促去聽形勢報告。沈醉裹著棉大衣,手里攥著一支半截鉛筆,隨身的小本子上,龍飛鳳舞寫了句俏皮話——“功德林有三子,一瘋一傻一瘸”。同房的軍統老同事湊過去看了一眼,咧嘴一笑,沒人想到這串戲謔后來會出現在出版物里。
瘋子排在最前。李以劻,云南騰沖人,黃埔八期,1949年擔任第50師師長。那年八月,他在湘南衡陽看清大勢,打算率部起義;偏偏被參謀長暗中“捅刀”一記,成了“被俘”。押往戰俘營之后,他反復申辯“我是自動投誠”,卻拿不出書面電報,屈辱與恐懼交織,一層層攀上神經。入功德林不到三月,他會突然站在操場中央放聲大笑,轉身又捂臉抽泣。醫務人員確診為精神分裂,這個昔日鷹派師長由此落得“瘋子”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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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劻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練就一口生硬日語,又愛吹簫寫詞,情緒本就敏感。沈醉記得,某次晚點名,李以劻沖他低語一句:“我當初若是直接打到衡寶公路就好了。”一句話沒頭沒尾,卻泄露出驚人的悔意。那以后,大家見他神情恍惚,干脆讓他留在醫務室編織草鞋,徹底遠離緊張管理。
“傻子”輪到胡臨聰。此君為廣東梅縣客家人,1903年生,黃埔三期,抗戰時混到中將旅長。1949年初,南京國防部臨時成立“錦繡江南兵團”,總司令孫元良用慣性套路安頓部下:“老胡,好好守江陰,過幾天美國記者要來。”胡臨聰信以為真,滿腔熱血部署防御。結果記者沒來,解放軍卻渡江而至。孫元良早坐飛機去了香港,留下他和殘兵敗將。戡亂無望,胡臨聰就成了俘虜。功德林里,他動輒自嘲一句“我本來就傻”,索性把帽子扣牢,久而久之連看守也這么叫他。
胡臨聰并非蠢鈍,而是沒有心機。他在改造隊里負責糧秤,動輒念叨《大學》里的那句“知止而后有定”,弄得同監的幾位少將哭笑不得。1959年大規模普法教育時,他還給年輕工作人員講日軍在華南使用毒氣彈的見聞,細節歷歷,可見記憶驚人。惜乎滿腹見聞先被“傻子”兩字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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瘸子說的是杜聿明,名頭最大。杜生于1904年,行伍出身,曾率第5軍入緬抗擊日軍。1945年山東臨沂負傷,左腿比右腿短兩公分,走路帶著明顯跛態。1948年徐蚌會戰兵敗被俘后,他隨第一批戰犯移送北平。進功德林那天,他摸著殘腿自嘲:“這條腿算是日本人和自己共同的紀念品。”沒人接話,倒讓氣氛輕松了幾分。
與外界想象不同,杜聿明在功德林里極少擺老資格。他主動報名掃廁所、挑糞,兩年下來沒落一張“違紀單”。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軍旅檔案當成教材,組織戰犯學習抗戰史,連“潰敗路線圖”都畫得一清二楚。1959年,全國人大通過首批戰犯特赦決議,杜聿明榜上有名。離開前,他專門叮囑李以劻:“多寫點字,寫字能靜心。”這句話后來被沈醉寫進手記。
時間撥到1960年春天,李以劻、胡臨聰相繼獲得特赦。李以劻出院那天,穿一身灰呢大衣,頭發花白,精神狀態平穩許多;胡臨聰從收容所大門探出頭,看見迎接的親屬,第一句話還是那個老梗:“別笑,我還是那個傻子。”聽得家人眼眶全紅。
沈醉的那本《戰犯改造所見聞》于1962年付梓,印數十五萬冊,很快售罄。讀者關注點多集中在“功德林三子”,卻少有人留意三人身后更復雜的時代裂痕:投誠與被俘只有一線之隔,忠誠與背叛往往由一句口令決定。功德林的磚墻如今依舊矗立,墻影下那幾行潦草字體早被風磨淡,可那句略帶戲謔的評語,卻把三條坎坷命運牢牢釘在歷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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