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擊斃后蜷縮在地上，已經失去了生命體征

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擊斃后蜷縮在地上，已經失去了生命體征，他的身體已經瘦得皮包骨頭，胃里幾乎沒有食物殘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還有一萬多塊錢。
很難想象，曾與哥哥一同坐擁“東北二王”稱號、以生猛兇殘著稱的王宗坊，倒在一個潮濕冬青樹叢中，餓死之前還緊緊抱著這點錢。
他曾經逼得三萬武警圍山、逼全國公安機關發布懸賞通緝，最后卻在林地里蜷縮成一堆骨頭，這一反差，諷刺到了極致。
兄弟倆出生在沈陽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也是文化人，生活雖不富裕，但五六十年代的教師在當地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
按理說，家教應該不差，但王宗坊小時候就表現出了“異常”的行為，偷錢、打架，幾次學校都要開除，父親硬是壓下來處理，但這份“護犢子”的慈愛終究變了味。
1968年，王宗坊成了“問題少年”，進了收容所，那年他才16歲，之后他的人生充滿反復：偷竊、被抓、收審、釋放，又盜竊、判刑、再出來。
1979年他被判3年，原因是偷了廠里的材料去賣錢，出獄后，沒幾個月就又開始動歪腦筋，法治對他早就沒有拘束力，他對社會毫無歸屬感，這個斷裂一早就已經開始。
與之相反，弟弟王宗瑋當兵回來，被分配到沈陽724廠，典型的“復員轉業好青年”，還得到領導賞識。
沒人想到他會悄悄從哥哥那里學會了那一套“生存邏輯”，他明面上是工廠積極分子，實際上背地里已開始私下倒騰偷來的設備零件，走灰色路線。
1983年春節前，他們決定“干一票大的”，對兄弟倆來說，偷小東西早已沒意義，他們要弄槍、要現金。
他們踩點沈陽463醫院已久，大年三十的晚上，大部分醫院人員在禮堂看電影，值班室空虛，他們翻入小賣部，正偷東西時被保安發現。
那只是普通盤查，但王宗瑋掏出隨身攜帶的五四式手槍，開火了，四死三重傷，現場血流一地。
突如其來的暴力把一個盜竊案瞬間變成重大惡性殺人案件，也徹底改變了兄弟倆人生軌跡。
大年初一清晨，王家父母對面前的兩個兒子只是猶豫了片刻，轉身就在衣柜底翻出幾百塊錢：“你們往南走，別再回來。”
就是這一念之差，徹底切斷了孩子與公權力之間僅存的糾錯機會。
兄弟倆這時已攜槍潛逃，東北通緝無果后，他們一路往南，從沈陽潛逃到山東，再到湖南、湖北，最終在江西廣昌停住腳步。
說是“停下”，更準確的說法是：“被餓住了”。
逃亡的七個月里，他們不止一次試圖搶錢，只是大多不順，槍支雖在，但通緝太緊，全國布控，那時沒人敢接他們的錢。
他們靠零碎打劫為生，時常找不到落腳點，在衡陽一次搶劫失敗后，他們甚至開始砍樹換錢，在一所破廟住宿時被村民認出，再次驚動地方民警。
1983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發布懸賞通緝令，那是新中國第一張“全國通緝特大案件”，獎金高達2000元，等于20個月工資。
這張紙成了全社會動員的信號，全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對“東北二王”的傳聞一天一個新說法。
他們感覺到了巨壓，最終選擇入深山藏身，廣昌的山地本可是一種隱蔽的庇護，但人不能靠躲一輩子活著。
他們有錢——確實從多次搶劫中積攢了不少，那筆一萬多元，足夠在當時北方二線城市買一套兩居室，問題是，錢花不出去。
他們不敢露面，不敢與陌生人接觸，不敢使用街上的任何服務，吃的是野外采來的樹皮、地瓜藤、干草根。
錢像廢紙，饑餓卻像鐵鉗，王宗坊在死前幾天可能已經產生幻覺，法醫說他的眼球充血嚴重，很可能死前極度脫水，他明明帶著千金，卻像個乞丐活活病死、餓死。
1983年9月13日，江西公安部門接群眾舉報，兩名形跡可疑男子疑似在廣昌縣外小岔溝山里露宿。
三萬名民兵、武警、公安動員，重點圍剿，五天五夜之后，兩個通緝犯被擊斃。
這一仗耗另外一名武警生命，還有人重傷，代價慘烈。
王宗坊曾被收監、被判刑，也曾被釋放、被教育，但沒有一步起效，他的命運像是一陣疾風撲向社會邊界，不斷試探它的韌性，一次次沖破，最后在狂奔之中倒下。
王宗瑋更像是“系統內部的異變”，他本可以順著體制慢慢混起來，但他沒有。
他的命運說明了：環境與出身可能決定了起點，但決定結局的往往是“選擇”，他曾有機會平穩落地，他扔了。
他們有錢，但價值歸零，在典型的現代國家體系中，“錢”這一張通行證，若脫離秩序，沒有邊界，只會成為災難。
沒有身份證、沒有社會關系，就算兜里揣著一萬塊現金，也買不到一頓下館子的飯，因為你不能讓人知道你是誰。
這些是真正“脫離秩序的代價”：可能一時擁有全部自由，但接下來只會慢慢被人間蒸發。
1983年的“嚴打”背景下，這起案件成了標志性事件，它逼得法律、公安系統開始更新手段，也打醒公眾對“惡性犯罪”后果的最初認知。
現實并非總是激烈的槍戰或英雄救贖，更多時候它是這樣：錢有了，人沒了。
圖謀招來的不是自由，而是將自己剝離這個社會，最后死于一種只能靠草根樹皮維持的“虛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