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向溥儀提出離婚，多年后溥儀回憶：當年我對不起她

1962年3月，北京的春寒尚未褪去。政協禮堂里座椅排得齊整，一群寫著“文史資料”字樣的藍色文件夾散落在桌面。會前的短暫茶歇間，李玉琴在走廊盡頭停住腳步——一位身著灰色中山裝、頭發花白的男子正微微頷首，目光與她在空中相遇。那一瞬，她認出了他：愛新覺羅·溥儀。兩人相隔數步，沒有寒暄，唯有輕輕點頭。距離她提出離婚，已經整整六年。

當年那場離婚，在外人看來頗似薄情，可在李玉琴心里卻是一條通往自由的必經之路。1956年12月，撫順戰犯管理所里，一場平靜得近乎冰冷的談話把這段婚姻推向終點。“咱們年紀差得太多，也走不到一塊兒了，還是散了吧。”她的聲音柔和，卻不容置疑。溥儀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要怪，只能怪我虧欠你。”

故事如果從這里溯源，必須回到1943年的偽滿新京。那一年，15歲的李玉琴在南嶺女子國民優級學校讀書。日本憲兵隊高級顧問吉岡安直拎著一疊照片進宮，請溥儀為譚玉玲的空缺物色人選。溥儀把那些陌生面孔一一翻過，最終停在一張稚氣未脫的少女照上——李玉琴就這樣成了所謂的“福貴人”。李家本想拒絕，卻拗不過日方威逼利誘；而李玉琴自己，只是想著為父母減輕負擔，懵懵懂懂點頭同意。她還以為那是一張去宮內讀書的入場券。

初進長春偌大的偽皇宮，她小聲問溥儀：“我什么時候開課？”溥儀笑而不答，只說“老師還在路上”。禮服、首飾、繁復禮儀，像一道又一道鎖鏈，很快把她束縛在金色牢籠。冊封那日，溥儀為她套上戒指，口中念出“福能驅兇”之祝，她卻仍記掛課堂與課本。現實無聲告訴她，一切都回不去了。

進入婚姻后，溥儀把皇權殘余的威儀投向唯一的新妃。高興時要她唱小曲，不順心便揮雞毛撣子；哭不得，辯亦不得。李玉琴的青春，被迫在謹慎與惶恐之間度日。可戰爭很快重塑兩人命運。1945年8月，蘇聯出兵東北，日偽政權土崩瓦解。溥儀倉皇登機逃亡，帶著弟弟和御醫，卻沒有給年僅17歲的妻子留一個位置。幾小時后，他被蘇軍俘獲，流落伯力。

李玉琴滯留通化，一身華服在冰凍的街頭顯得格格不入。八路軍把她當成戰俘，卻給了棉衣、給了熱粥，還鼓勵她參加文工團。“跟咱們一塊練唱吧，甭怕！”年輕的戰士憨笑著對她說。那是她第一次體味到平等的溫度。打撲克、跳跳棋、學習新歌，少女的笑容在解放區的營房里重新綻開。她暗暗對自己說：“如果有一天能從頭來，寧愿做個普通人。”

長春解放后，組織上勸她與溥儀劃清界限。她嘴上堅持“好女不嫁二夫”，心里卻空落得緊，始終惦念那個杳無音訊的人。為了謀生，她在天津、北京、長春幾地輾轉，靠抄寫文件、給人縫衣貼補家用，日子緊巴巴，卻從未向人訴苦。

1955年夏天，撫順戰犯管理所寄來一封信，落款“溥儀”。信里頭，滿紙悔意：“對國家有罪，對你更有罪。”李玉琴跋山涉水趕去探視。多年不見，昔日高坐龍椅的男人如今剃平頭、穿藍布囚衣，但話里仍帶舊日心思。“可能回國就要掉腦袋。”他的話，把她一腔柔情澆得透涼——自己苦苦守候的，竟是這樣一個自憐而又遲鈍的靈魂。

接下來一年，她三次踏進撫順大門，望見的始終是低眉順眼卻裹足不前的溥儀。一次探視結束前，李玉琴把一封信塞到他手里：“新社會里的婚姻，講的是兩情相悅。”字跡娟秀，語氣平靜，卻預示著分手將至。

1957年4月4日，撫順市河北區人民法院把準許離婚的判決書分別交到兩人手中。院長李國章后來感慨，那是自己經手最特殊卻也最平常的一案：特殊在于當事人身份，平常在于女方不過想要一段體面的新生活。

李玉琴隨即回到長春圖書館任職，白天整理舊籍，夜晚備課授學。工作中，她認識了工程師黃毓庚。對方爽朗，懂得尊重，愛聽她談文史。幾個月后，兩人登記成婚。李玉琴把那只滿洲舊戒指鎖進抽屜，再也沒戴過。

溥儀在特赦、就業、再婚的新聞里偶爾聽到李玉琴的名字。他曾對友人低聲說：“她離開我是對的，我欠她的，多到還不清。”這句話，幾年后被收錄進他的口述回憶。李玉琴未曾回應。她把全部心血用在政協提案、在圖書館里做讀者咨詢、在大雪紛飛的日子里爬上火車去鄉村調查物價。寫材料時，她偶爾想起舊歲月，也只是輕輕搖頭。

2001年春，病榻上的李玉琴對親屬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人這一輩子，要靠自己站直。”說完，她閉上眼，神色安然。翻閱她生前留下的手稿，扉頁上寫著：愿天下女子皆能自主選擇人生。有人感慨，她的命運像極了東北的四季——漫長寒冬之后，總會有和煦的風，吹開滿城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