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曾志要求做絕育手術，組織征求陶鑄的意見，陶鑄說：同意

1947年2月初的西滿野戰醫院，風雪掀動帳篷布簾，炭火一閃一滅。陶鑄靠著行軍床，剛結束一輪防治鼠疫的部署，膝蓋腫得像饅頭。護士遞來熱水，他卻望向夜色，自言自語地嘀咕：“要是她在身邊，肯定又要埋怨我不聽話。”一句輕聲，把人思緒拉回兩年前的延安。

1945年6月，“七大”散會，中央給出一個干脆利落的命令：湘粵桂邊區必須重燃抗日游擊火。行動危險，所有女同志與家屬統統留在后方。當時的軍委秘書長陶鑄揣著任務令，心里盤算的卻是怎么跟妻子開口。曾志是出了名的烈性子，地下斗爭、長途轉移樣樣不落，真要攔著她不去，十有八九會鬧得滿城風雨。

果然，命令傳達不到半天，曾志已經沖進窯洞，直截了當提出隨隊出征。毛澤東反復解釋政策，她只回一句：“敵后有男有女，我也是黨員，憑什么退在后面？”毛主席輕輕嘆氣，最后擺擺手，算是破例批準。那一刻，全體作戰計劃里悄悄多出一名“自帶編號”的女干部。

動身前夜，曾志突然腹痛，被送進邊區醫院。結論是急性闌尾炎，需要立刻開刀。抓緊麻醉的工夫，她遞給醫生一張紙條，上面三個字：絕育術。理由沒有官方報告，只有一句樸素的念頭——前線條件狠，不能讓生理狀況羈絆將來作戰。醫院不敢自作主張，向組織請示，又得知要征詢家屬意見。

“同意。”陶鑄的手寫批示不到一行字，卻壓著千斤分量。醫護人員驚訝，旁人也納悶，可兩口子心照不宣：革命勝敗難料，未必有明天，若真犧牲，留子女于世，何嘗不是另一重牽掛？既然選擇與死神比肩，干脆剪斷個人后路。正是這股決斷，后來讓他們并肩走過無數暗夜。

手術后，曾志裹著紗布就上路。小女兒亮亮才4歲，被托付給因傷失去雙腿、但品德過硬的老戰士楊順清。臨別時，曾志摸了摸孩子的短發，聲音發顫：“要是我們倆都回不來，就把她當成你閨女。”楊順清低頭抹淚，只說一句：“包在我身上。”

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洛陽前線瞬息萬變，中央急電命陶鑄折返東北。夫婦倆頂著夜雨北上，9月中旬抵沈陽，角色一夜之間換了座標：陶鑄成了遼寧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曾志擔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分工明確，卻各自單飛，連吃頓團圓飯都要碰運氣。

上任伊始，兩人當面敲定“約法三條”：互不牽絆、互相聲援、戰時不談家務。表面像是宣誓，骨子里卻是把夫妻情分小心鎖進抽屜，給革命讓位。鐵西工人區距省委所在地二十多里，曾志日夜在廠房間轉悠，陶鑄則在城里來回調度。最冷的11月，蒿草被風摁倒，國民黨軍借美艦空運登陸，炮聲逼近奉天外圍。省委緊急后撤，陶鑄來不及和妻子打招呼，扔下幾行字給秘書：“告訴曾志，按新部署行動，勿念。”

戰線外擴，把夫妻分得更遠。曾志先調遼吉五地委負責組織工作，日夜兼造反宣傳。陶鑄頂著關節炎，連軸轉到吐血。衛勤部門屢次想把曾志召回照料，陶鑄搖手：“前哨缺干部，她更合適留前面。”在他眼里，妻子的檔案欄寫的不是性別，而是“武裝骨干”。

1946年冬，西滿分局緊急會議間隙，曾志找駐地衛生院長吳之理檢查腹部。創口附近結了硬塊，她以為小毛病。手術刀一劃，潰膿差半毫米擴散全腹。那天晚上雪夜封山，照明彈似的煤油燈下，吳之理嘀咕：“再拖兩天，人就沒了。”曾志苦笑，疼得滿頭汗，卻還惦記文件送審。

病房的窗外，零下三十度的寒風像鋸子，一夜刮個不停。1月上旬，陶鑄趕來探視，手里拿著幾塊冒熱氣的高粱餅，笑著調侃：“當年說好‘獨立自主’，可你這回算違反條約了。”曾志半靠枕頭，“理由正當，組織批準。”一句玩笑化開尷尬，卻擋不住病未痊愈又要上前線的倔強。醫護死勸，她只甩下一句：“革命路上沒‘特護病房’。”終于，陶鑄點頭。

不久，遼吉平原的漫天飛雪埋住溝壑，卻掩不住另一場死神試煉。鼠疫在叢林與村莊跳蕩，尸體來不及掩埋，群眾驚恐外逃。陶鑄連續數周兼任防疫總指揮，親赴疫區。有人勸退，他回一句：“怕死就別當先鋒。”這句話后來在群眾口口相傳，被當成動員令。

長時間浸在濕冷環境，陶鑄的風濕性關節炎惡化。他無法彎腰，被抬回后方。曾志緊急趕來，每日三次高伏燈烤、硫磺蒸洗，另一手還抓著前線文電。那幾周，兩人分秒必爭：陶鑄是病號，也是指揮員；曾志是護士，更是組織部長。疼痛漸退，當他能下地騎馬，瞇起眼跟她說：“走了，部隊離開我不行。”曾志把縫好的棉衣塞進挎包，只囑咐一句：“記得按時換藥。”

1947年夏，遼北后方小院突然闖進一個灰頭土臉的漢子和小女孩。“請問‘陶鑄爸爸’在哪？”粗啞的陜北口音嚇得崗哨一愣。陶鑄聞訊趕來，才知道楊順清帶著亮亮，翻山越嶺一年多，總算尋到東北。小姑娘望著面前這位瘦高男子，有點怯生。陶鑄蹲下，展開軍大衣把女兒攬進懷里，聲音低到沙啞：“我是爸爸，來遲了。”這是闊別七百多個日日夜夜的重逢，卻只換來兩天團聚，隨后又各奔方向。戰事不等人，家比紙薄。

戰火、鼠疫、天寒地凍，都是生活的背景板。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陶鑄遞交請戰書，率領南線部隊穿插錦州、葫蘆島之間；曾志在鐵嶺、四平間發動群眾，組織擔架隊、籌糧草。夫妻倆書信稀少，但每一封都言簡意賅：坐標、物資、傷病情況，其余情話全省略。有人私下感慨：“這哪是夫妻通信，分明是兩份戰情電報。”

1948年10月，錦州解放。遼沈戰役全面勝利后，東北局抽調大批干部隨四野入關，陶鑄行李極簡，一條毯子、一盒藥片、一張女兒照片。動身前夜，他跟曾志在奉天破舊廠房里對坐，燈盞跳動，熱氣在鐵鍋上升騰。他用筷子敲碗邊：“勝利在望。”曾志點頭，眼神里卻多了從容：“約法第三條，終于要兌現。”

次年初春，華北平原泥濘，解放軍長驅直入。陶鑄隨軍南下，后來走進了新中國的歷史大幕，而曾志則在東北繼續整黨、土改、組建基層政權。三條家訓依舊生效，只是天命流轉，他們再也不必靠分別來證明忠誠。

有人問起當年那紙“同意”時，熟悉內情的老干部總搖頭感嘆：那不是簡簡單單的夫妻訣別書，而是他們向黨遞交的另一份決心書。曾志敢于剝離女性天性，把自己與戰場綁在一起；陶鑄藏起兒女情長，將全部感情壓縮進一行字。若無那份共同的信念，絕不可能有如此赤裸的擔當。

1950年冬，東北解放已成定局。某次干部座談會間隙，陶鑄捂著仍舊作痛的膝蓋，看著墻上作戰地圖，突然低聲說：“要是再給我一次選擇，我還是同意。”席旁老戰士聽后，半晌沒出聲，只在煙霧里輕輕點頭——這些歷經血火的誓言，早已在歲月里凝成碑石，不必多言。

漫長的烽火歲月過去，曾志和陶鑄在各自崗位寫下了新的篇章。可在很多老兵心里，最動人的畫面，不是開國慶典上的掌聲，而是1945年手術室外的一撇白紙黑字，以及那位女同志半躺在病床上，對著窗外晨光輕聲說出的兩字：“準備。”他們用行動詮釋了何為并肩，也留給后來人一份沉甸甸的答案：有些犧牲并非悲情，而是一種不言自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