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軍長，也兼任總政主任、大軍區司令，在軍中這樣的情況僅一例

1971年4月的一個雨夜，燈火映著紫禁城厚重的宮墻，警衛悄悄提醒：“李司令，這里不比合肥，步子得放穩。”李德生抬頭看了看陰沉天色，只回一句：“知道，可也得有人挑擔子。”話音不高，鋒芒卻藏不住。短短四年，他從野戰軍軍長一路升到中央副主席，外加總政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同級別職務捆在一身，放眼我軍建制史絕無僅有。

時間撥回1967年冬。南京軍區第12軍剛收到命令：進駐安徽，執行“支左”。此前數月，省內派性武斗愈演愈烈，多地已經停工停產。副司令員劉××坐鎮合肥沒壓住局面，中央試圖換一種打法，李德生因此被點將。彼時他48歲，一口川腔卻說得干脆：“把槍管捂熱容易，捂冷難。”進城后，12軍官兵衣衫上寫著“只勸和、不開火”，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本以為這批野戰軍會強硬清場，結果恰恰相反——李德生把政治攻勢運到極致：干部包片、連長掛點，帶學生、工人、農民輪流座談，三天兩頭宣傳“大聯合、三支兩軍”，一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成了口頭禪。不到兩個月，大規模械斗戛然而止，合肥的車間機器重新轟鳴，消息傳到北京，中央把安徽經驗作范例在全國推廣。

1969年3月，九大召開。作為安徽第一把手，李德生以地方代表身份出席卻戴著軍帽。當選中央委員后，隨即留京加入軍委辦事組、國務院業務組。表面看，他依然兼任12軍軍長、省軍區司令、革委會主任，可安徽的大事已由汪××領銜處理；李德生本人天天守在西長安街，處理部隊整頓、工礦復工、科研保衛等爛攤子。身邊工作人員私下算過賬：單軍銜是少將，實際職責卻管著百萬大軍，人情信函摞成小山。

1970年底，中央決定重建總政治部。文革中，總政機構幾經撤并，干部隊伍鬆散。誰來整合？周恩來提出：政治硬，軍事懂，又有地方經驗，恐怕只有李德生合適。于是1971年1月，正式任命下達，李德生成了總政主任，次月再兼北京軍區司令。政治總管與戰區主帥合一，在我軍體系里堪稱“破格試驗”。

有意思的是，北京軍區原司令鄭維山尚在任。按慣例，交接需要過渡期，可形勢急轉直下，“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發酵，鄭維山調離，李德生臨危受命。當時軍中有人嘀咕：總政主任就夠忙了，還管京畿重鎮，哪有人能分出兩副身？李德生聽見議論，笑笑：“多干一點，喊什么累？打仗時還得連夜行軍呢！”

1973年8月，十大召開。李德生被推上黨的副主席，政治地位直逼“四人幫”，至此僅用四年。從皖北曠野挺進最高決策核心，他自己似乎也沒料到。可風向很快生變。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他轉任沈陽軍區司令。東北三省冷風獵獵，初到任時，他在軍區禮堂布置座談，座無虛席卻無人發言。此后一年，“大軍閥”流言四起，老部下惶恐避嫌，家屬信件也被扣查。李德生必須讓事實說話：狠抓戰備、整訓空降兵、重整邊防工程，軍區基層一口氣完成了拖延多年的防寒坑道。

1976年局勢突變，否極泰來。由于早年沒有卷入派性漩渦，他逐漸被視為“穩健派”。1980年后，沈陽軍區地位趨穩，他主持編修《東北邊防戰例匯編》，把1950-1959間的邊境摩擦逐條復盤，為后續軍事學院教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1985年夏，軍區領導班子大調整，他調往國防大學擔任政委。那一年，他已66歲，仍堅持每天閱卷點評，“不要空洞政治教育，戰術作業得有泥土味”成了課堂口頭禪。1990年8月，離休命令簽發，李德生輕描淡寫寫了五個字作別：干字當頭，足矣。

回頭看，他曾在同一時段身兼軍長、省一把手、總政主任、大軍區司令、中央副主席，軍史上確實找不到第二例。多重職務不是榮光的勛章，更像時代推著向前的一陣風。他在安徽以“政治攻勢”止息內耗，在北京扛起復建總政的擔子，在遼沈邊陲把戰備、教育重新拉到正軌，這些事或許不起眼，卻在暗流洶涌的年月里護住了許多士兵與百姓的安全。有人說他“低調過頭”，也有人遺憾其際遇多舛，然而檔案里的批示、邊防的暗堡、國防大學的講義，都在佐證那句老話：功不必自我邀，事成自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