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楊虎城遺孀臨終提了一要求，陜西人民政府考慮后批示：同意

1956年4月的一場細雨灑在西安南郊，楊虎城烈士陵園里格外安靜。石階盡頭，一位頭發花白的婦人輕輕拂去碑座上的塵土。這位婦人便是張蕙蘭，她把所有空余歲月都留給了這里。那一次，她悄悄在心里埋下一顆種子——總有一天，要在這片黃土地上陪伴丈夫長眠。

陵園落成那年，西安事變已過去二十個春秋。陜西人提起楊虎城，言語間滿是敬重，可知道張蕙蘭名字的人并不多。她沒上過戰場，卻在烽火與荒涼中護住一家老小。凡是到過陵園的人，或許都見過那位總踱步于松柏間的黑衣老婦，卻未必了解她與楊虎城之間二十余年聚少離多的情分。

時間來到1993年1月，張蕙蘭已年逾八旬。病榻之側，孩子們輪番守護。老人睜開昏花的眼睛，僅提出一個心愿：“讓我和你們父親合葬，好嗎？”九個字，說得極輕，卻重如千鈞。兒女們面面相覷，淚水在眼眶里打轉。陵園里早已安息著楊虎城、謝葆真，以及秘書宋綺云一家、衛士等烈骨，若要再添一穴，牽涉的不止家事，還有公祠格局與相關審批。

此事并非一句話就能了結。按照烈士陵園管理規定，非烈士原則上不得同葬。孩子們在省城輾轉奔走，檔案、事跡、申請書，一份接一份送往陜西省政府。理由只有一句：沒有張蕙蘭，就沒有楊虎城那支隊伍的后顧之憂；沒有后方的安穩，就沒有三秦大地的那場浴血堅守。

回到半個多世紀前，1919年初春，26歲的楊虎城騎馬踏入蒲城縣的老屋時，意外見到了坐在堂屋一隅的少女——張蕙蘭。父母做主的婚事，他沒法推辭。那時他早有元配羅佩蘭，卻拗不過母親孫氏的執意，也抵不過張蕙蘭的柔順與堅毅。成親只是短暫的相遇，旋即揮鞭上馬，留給新婚妻子一院渭北黃土地與年邁的雙親。

往后的歲月，張蕙蘭把“軍中后勤”四個字做到了極致：勸田、紡紗、繅絲、背糧，甚至帶著懷孕的羅佩蘭輾轉千里覓醫。1926年西安被圍，她挑著稀粥與布鞋，從三原趕回府谷，又護著一家人在烽火中輾轉躲難。最危險的那幾個月，她睡的是廟檐下的青石板，吃的是樹皮草根。有人問她怕不怕，她只回一句：“怕也得撐。”

戰爭的炮火、丈夫的離去、兒子的夭折，一次次敲擊著她的心。可她挺住了。1937年北平淪陷前夜，張蕙蘭帶著孩子悄然離開。此后七八年，川中、黔北、渝州，到處是她的足跡，住的是土屋，鋪的是稻草，被子補了又補。為了躲避特務，她反復叮囑孩子們：“有人問，就說爸媽都出國了。”女兒楊拯漢多年后回憶那段日子，仍記得外婆整夜不敢生火做飯，怕裊裊炊煙引來搜捕。

1949年重慶解放的電報傳來，隨之而至的卻是噩耗：楊虎城將軍及家人遇害。張蕙蘭聽見消息，一聲悲呼失力倒地。她哭了一夜，天蒙蒙亮時擦干淚，說的第一句話只有“埋骨何處”。那一年，她堅定了一個念頭：要給丈夫一個安穩歸宿。

1950年代初，各地興建烈士陵園。陜西各界捐款，張蕙蘭也把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積蓄盡數拿出。她躬身為來往客人端水、叩首，只為讓丈夫和孩子們在家鄉有一方凈土。從墓基奠定到碑文落款，她事無巨細。有人勸她去北京與大兒子團聚，她搖頭，“陵園還沒修好，我走不安心。”

她不要官職，也未拿大紅花，卻被推舉為市政協委員。會場上，人們看見她縫補過的黑色對襟襖，才明白什么叫素樸的尊嚴。提案內容全是“修路、護陵、助學”，字字句句與個人利益無涉。

歲月無情。進入九十年代，老人的身體每況愈下。子女換著法子進補，她卻只盯著陵園里的柳樹：“春天再綠一次，我也就放心了。”看到母親呼吸一弱再弱，楊拯民含淚低聲保證：“一定替您把請求辦成。”話音未落，屋內只余藥香與急促的吸氧聲。

省政府的批示來得很快。文件上寫著：“鑒于張蕙蘭同志對革命軍屬之卓著貢獻，同意安葬于楊虎城烈士陵園。”幾行字，既是認可，也是告慰。1993年2月7日清晨，鐘鼓樓的鐘聲還在回響，張蕙蘭與世訣別。靈柩駛入陵園時，寒風獵獵，柏樹無聲。等最后一抔黃土覆上，兒女們伏地而泣，言語哽咽。

此后每到清明，總有人發現老兵們在墓前默站良久。有人輕聲說：“要不是她拖家帶口挺住，楊將軍哪有心思把敵人擋在潼關之外？”話聲落地，灰白色石碑下似有回聲。

今天的陵園擴建了幾度，松濤依舊，碑影未移。張蕙蘭的墓碑緊挨著楊虎城，碑文只是寥寥數語：“楊夫人張蕙蘭之墓”。沒有生平事跡，更沒有豪言壯語，卻沒人懷疑她配不上這方熱土。靜夜月光灑落，兩座墓冢相依，恰如那位陜北婦人一生的守候與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