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回國，張云逸力勸他去延安：張漢卿前車之鑒，望你三思后行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南京雨霧未散。代理總統李宗仁推開總司令部的保險柜，最上面一疊卷宗引起他的注意——“楊虎城案”。從被秘密押解到重慶紅巖的那天算起，這位西北軍閥已消失十一年。李宗仁翻到最后一頁，看到“須嚴加看守，候命處置”八個鉛字，不覺皺眉。此刻，很多人想弄明白，楊虎城當年為什么非要回國？故事得從更早說起。

時間往回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末。蔣介石在杭州吳山宴席上假笑迎客，席間輕描淡寫地寒暄，隨后忽然提到張學良：“張漢卿說要跟我走，如今卻把我關了數日，算什么忠誠？”話鋒犀利，滿桌人都聽得出這是對楊虎城的警告。楊虎城只是把酒杯放在桌上，沒回應。蔣介石緊接一句：“你在西北還有些人脈，可別再鬧事。”暗示已經夠明顯——交出兵權，離開視線。

西安事變后，東北軍、十七路軍與陜北紅軍短暫形成合力，外界稱之為“三位一體”。如果能延續，抗戰格局很可能提前改觀。偏偏張學良抱著“負荊請罪”的念頭陪蔣介石返京，結果被軟禁。從那一刻起，楊虎城的籌碼減少了三分之二，連陜北紅軍也因地理、補給、自身生存問題無法為他提供實質防護。蔣介石見時機成熟，先撤他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再以“考察世界軍事”為名，逼他出國。

楊虎城想過拒絕。放下十七路軍，他不甘；看著日本步步南下，他更焦急。但連帶費、路費、護照、簽證都由南京辦妥，他若死守西安，難免被直接動手。“暫避鋒芒，以待時變。”這是身旁幕僚的勸告。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吳淞口霧氣濃重，“胡佛總統”號緩緩離岸，碼頭上多是探子，送行者寥寥。

橫渡太平洋期間，“盧溝橋槍聲”震動甲板。船還未靠岸，楊虎城已連發三封電報給外交部長宋子文，請求立刻返國參戰。收到的回信卻只有一句：“形勢微妙，暫緩動作。”抵達舊金山后，他到處演講，解釋中國為什么必須武裝抗日。一九三七年八月底，美國《舊金山紀事報》刊出標題——“西安將軍：談判不能救亡”。國民政府遠在南京看了不悅，密令駐美特務管控其行蹤。

十月初，歐洲行程開始。巴黎、柏林、莫斯科，他試圖尋找一條回國通道。蘇聯使館婉言相拒：“目前不宜經我境回國”。同月下旬，老部下王炳南從延安發電：“祖國需要你，速返。”幾乎同時，宋子文另一封電報卻改口：“情勢已清，可自便回國。”兩封電文口吻截然不同，透露的是真假難辨的信號，但楊虎城更在意的是戰場上的急促炮火。

十月二十九日，他踏上取道香港的郵船。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郵船靠九龍，軍樂聲大作，昔日部屬夾道迎接。那天恰好是楊虎城四十四歲生日，街巷人聲鼎沸，似在提醒他：此身與國家生死相關。

也就在香港，下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中共駐港代表張云逸敲響客房木門，送來一張小小請柬——延安邀請楊虎城北上。客房里只有短短一段對話。

“楊將軍，延安才安全。”張云逸語速很慢。

“多謝好意，終究要把話說清。”楊虎城搖頭。

對話戛然而止，卻決定了兩條完全不同的命運曲線。張云逸再加一句：“張漢卿前車之鑒，望你三思。”楊虎城仍堅持：“全面抗戰已起，老蔣不會再封鎖我。”外人看他天真，但在他自己眼里，這是軍人信譽問題——奉命出國，就得報到歸隊，否則就是逃兵。

他想象的歸隊十分簡單：到南昌面見蔣介石，隨后奔赴前線。卻不知道，戴笠已奉命布好天羅地網。蔣介石叮囑：“別讓他回西北，放虎歸山太危險。”于是，南昌成了唯一的落腳點，也是囚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時，楊虎城抵達南昌。接站的居然是軍統江西站長，理由是“委員長公務繁忙，下午再見”。午后，他被請進行轅一間客房，門外即刻上鎖。數小時后，第一份逼供材料送到：要求他簽字承認西安事變系“受共黨唆使”。楊虎城把紙推回：“此事與共產黨合作，卻非受其指揮。”句子不長，卻斷了蔣介石“合法審判”念想。從此，他被移送各地秘密關押，最后停在重慶歌樂山。

進入戰時體制后，蔣介石曾多次評估是否利用楊虎城。西北戰場急時，的確有人建議“放虎北上牽制日軍”，計劃卻都被否決。圍堵、軟禁、拖延，成為處理辦法。戴笠向上呈報：“關得住，未松口。”蔣介石批示兩字——“繼續”。

抗戰勝負已分后，國共矛盾再度尖銳。楊虎城的存在變得尷尬又危險。一九四九年春，重慶已是風雨飄搖。九月六日晚，軍統特務闖入戴公祠，將楊虎城全家以及秘書宋綺云一家全部殺害。留墻上的收條只有一句：“事已畢。”

卷宗就此畫上句點。李宗仁嘆了口氣，把那疊文件重新封存。桌上茶已涼，窗外依舊細雨。歷史有時殘酷得像刀鋒，稍一失落便粉身碎骨；也正因如此，前車之鑒四個字才顯得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