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程潛病逝后，其妻郭翼青大膽詢問周總理：程潛究竟算什么人？

1968年4月9日凌晨，北京積水潭醫(yī)院里燈光通明。87歲的程潛在一次意外摔傷并發(fā)肺部出血后，生命的最后時刻已到。門外，是守候多日的夫人郭翼青和幾位親友，誰也沒想到，這位從清末走來的戎馬老人就此謝幕。噩耗傳出，北京城里沉淀著一種難言的凝重——“該不該為他開追悼會”“該叫什么規(guī)格”竟成了必須請示才能定奪的難題。

消息在深夜送到中南海。周恩來批閱文件后，立刻給統(tǒng)戰(zhàn)部回電：“追悼頌公，還要猶豫什么？按革命干部規(guī)格辦理，征求何香凝和張文白先生意見，以昭鄭重。”一錘定音，當(dāng)夜生效。郭翼青聽聞，總算放下心，卻仍難掩疑惑。翌晚，周總理親赴靈堂吊唁，她鼓足勇氣問出心底的那句：“總理，程潛究竟算什么人？”話一出口，屋子里連呼吸都輕微了。周總理溫言而篤定：“頌公當(dāng)然是革命干部。他與共產(chǎn)黨并肩多年，鞠躬盡瘁。你們的家庭，同樣是革命的。”

這一問一答，把人們的思緒拉回二十年前的硝煙歲月。1949年8月4日，長沙天際剛泛魚肚白，電報機的滴答聲劃破靜夜——那是程潛、陳明仁等三十余名國民黨將領(lǐng)聯(lián)名發(fā)布的《通電起義宣言》。短短千余字，公開與蔣介石集團劃清界限，呼吁西南西北各路軍政長官“停止內(nèi)戰(zhàn)，回到人民一邊”。不少軍官連夜收拾行裝，怕慢一步就錯過了這班“南船北馬”的末班車。湘江以北，林彪四野大軍正列陣而來；洞庭湖畔，白崇禧的殘部困獸猶斗。此刻的長沙，形同火山口。程潛心知兇險，卻依舊在通電末尾寫下“愿與全國人民共赴國運”八字，從此把后路徹底斬斷。

他并非初出茅廬的熱血小將，而是深諳政局的“老行家”。早在1911年武昌首義后，程潛就以湖南新軍標(biāo)統(tǒng)身份鼎力支持孫中山；北伐時期，坐鎮(zhèn)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辦公桌上常擺著孫中山遺像。可到了抗戰(zhàn)勝利，國民黨內(nèi)派系傾軋加劇，“老人”們位置尷尬。1948年，程潛被推去角逐副總統(tǒng)，臺北密室里自導(dǎo)自演出的選舉鬧劇，讓他看清了蔣介石的底牌——要的不過是一個擺設(shè)。

回鄉(xiāng)執(zhí)掌湖南后，他表面高呼“反共”，暗里卻把反共委員會一筆勾銷。族弟程星齡代表地下黨向他緩緩勸說：“主張和平，順乎民意，不可逆勢。”一句點醒夢中人，但他仍擔(dān)憂：萬一李宗仁、白崇禧變卦，自己豈非腹背受敵？程星齡輕描淡寫：“必要時，就投向中共，這有何難？”這番直白，恰擊中要害。程潛決定試探，先寫“起義備忘錄”送往西柏坡。毛澤東閱后批示：“頌公態(tài)度可嘉，可重。”隨即命四野在湘、鄂邊布防，留出一道“迎賓大道”。

事情卻并非一帆風(fēng)順。白崇禧手握十萬殘兵壓進(jìn)湖南，蔣介石又連發(fā)密令：“守長沙，堵江面。”20萬銀元、50挺機槍運抵省府，圖以金錢彈藥再綁一次人心。陳明仁接過手令，面無喜色地對來人說：“我們都是蔣校長的學(xué)生，只能見機行事。”暗號明確：嘴上尊奉，心里不跟。夜色里，他與程潛對坐燈下，決意通電起義。三天后，宣言廣發(fā)，各路部隊或觀望、或倒戈，湘江防線土崩瓦解，解放軍兵不血刃開進(jìn)長沙。此前還嚷著“血戰(zhàn)到底”的白崇禧，只得輾轉(zhuǎn)西南，再無回生之力。

八月底，程潛北上。蕭勁光親率衛(wèi)隊護(hù)送，沿途“照顧一切”。9月4日傍晚，北平站月臺人頭攢動，毛澤東帶著百余干部候車。車門剛開，他便伸手相迎：“頌公，別來無恙？”這一聲“老上司”，讓程潛的眼眶瞬間潮濕。一個是湖南青年軍中列兵，一個是當(dāng)年軍事廳長，歲月回環(huán)，如今身份已顛倒。當(dāng)天夜宴，中南海燈火映著酒盞，毛澤東自斟自飲，說的是“行舟半世，今日得并肩”，程潛舉杯以答：“愿用余生補償遲到。”

新中國成立后，程潛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府主席、政務(wù)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肩挑重，是黨和國家干部編制里名副其實的“紅色老人”。1952年北京春寒料峭，毛澤東在居所邀他用家宴。飯后兩人散步至中南海，主席看見小船，隨口提議“下水轉(zhuǎn)轉(zhuǎn)”。他執(zhí)槳自劃，勸程潛坐穩(wěn)：“您年過古稀，是我的老領(lǐng)導(dǎo)，哪能勞您動手？”湖面波光漾起，岸上警衛(wèi)屏息以待，那一刻，滿城梨花開得正盛。

湖南省長的位置，程潛做了整整十二年。他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行政官，多次請求退休，“北上南下兩頭跑，恐誤國事”。毛澤東婉拒，解釋得樸素：“您不是巡撫，是中央的人，湖南放心您。”一句話點出信任，也揭示了他在新政權(quán)中的獨特身份——既保留舊日資歷，又以革命功勛列席核心。外界私下猜測“歸降”“改選”“過渡人物”，都被事實一次次粉碎。

1968年的春寒并沒有阻止死亡的腳步。程潛病危時，社會氣氛緊繃，許多人擔(dān)心他的“歷史包袱”惹來風(fēng)浪。周恩來的話，把尺子刻得清清楚楚：“革命元勛，革命家庭。”一句定論背后，是中共對歷史、對承諾的履行——只要真心向人民，那把尺就不會輕易移動。

追悼會在4月12日舉行。熊克武、盧漢、李宗仁、章士釗等相繼到場，花圈擠滿八寶山禮堂外廊。挽聯(lián)寫著“幾經(jīng)風(fēng)雨終見晴”，筆勢遒勁。有人感嘆，若無68年的特殊背景，規(guī)格或許更高；但在那樣的歲月，此情此景已屬難得。周總理出現(xiàn)在靈堂時，郭翼青淚光中帶著敬意，她終于明白，丈夫的選擇贏得了一個鐵骨柔情的評價：革命干部，無可置疑。

程潛一生跌宕：清末科舉拔貢、辛亥起義將領(lǐng)、北伐名將、抗戰(zhàn)殷勤、湖南起義功臣；既有舊軍人血性，又能順應(yīng)大勢。最難得的是，亂云飛渡之際，他仍懂得民心所向，冒險轉(zhuǎn)舵，以一省兵政去換和平。有人說這叫騎墻；可歷史往往只問是非，不問門戶。湖南和平解放后，百姓免遭兵燹，糧倉未毀，城池?zé)o戰(zhàn)火，無辜性命得以保存——這是明晃晃的功績。立場可以搖擺，結(jié)果卻無法抹煞。

他逝世的那年，正是新的時代風(fēng)雨激蕩之際。周總理的回答，不僅是對一位老人蓋棺論定，更像一則提示：革命的隊伍龐雜多元，凡實心向國向民，皆有其位。程潛于動蕩中幾起幾落，終能“始終沒有被打倒”，靠的不只是運氣，也有識大體的抉擇。郭翼青那句“究竟算什么人”，今日聽來仍余音在耳，不過答案已鐫刻在那場追悼會的挽聯(lián)里——他是一名曾經(jīng)錯行、終究找回初心的老兵，一名站在人民一邊的革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