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萊臨終前給朱德留下巨額遺產，她去世后葬入八寶山

1951年5月6日，北京陰有微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青松間人影綽綽。上午九點，幾位身著舊軍裝的工作人員抬著一個小小瓷壇，緩步走向新挖好的墓穴。朱德的題字早已刻好，黑色碑文靜靜地等待主人。人群沉默，偶有低聲抽泣。來送行的，多是當年在晉察冀與史沫特萊相識的老兵，他們記得那個總愛把鋼筆別在胸前的美國女記者。

墓穴封土落成，儀式簡短卻鄭重。負責記錄的年輕干事悄悄掏出一本筆記寫下：“骨灰來自倫敦，距手術失敗整整一年?！睔v史此刻似乎合上了一頁，可它并未停止翻涌。人們關心的，不僅是她如何離開，更是她為什么將畢生稿費和積蓄一股腦兒寫在遺囑里，只留給朱德一人處理。

時間撥回至1950年2月，倫敦北郊耶德莊的一所老式木屋。昏黃燈光下，史沫特萊趴在書桌上修改《偉大的道路》。手抖得厲害，卻倔強地蘸墨。她把信封遞給朋友，“要是不行，就交給朱總司令?！闭Z氣輕，卻藏不住胸口的痛。桌角留下一份文件，那是新訂的遺囑——把一切版稅、存款、保險收益，約合95 000余馬克，悉數贈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友人問她：“為何不分給家鄉的兄弟姐妹？”她笑了笑：“他們自有出路，而中國戰士更需要。”寥寥對話，道出決斷。此刻胃癌已侵蝕到無法進食，她靠牛奶和土豆湯支撐，每寫幾行便喘一陣。遺囑完成后，她長吁一口氣，仿佛又回到1937年的窯洞，聽朱德用帶四川口音的德語回答問題。

1937年初春的延安，正是土地解凍的時節。她第一次見到朱德時，胡思亂想落空：眼前這位“總司令”竟像附近農民大叔，笑意溫和。那一晚談話持續到子夜，窗口的油燈滅了又點?！皻g迎！歡迎！”朱德的嗓音沙啞卻爽朗。史沫特萊則毫不拘謹，湊上前去在他臉頰各親一下，惹得警衛臉都紅了。這段趣聞后來她寫進手記，還配了注釋：“中國式克制與美國式熱情的一次撞擊。”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朱德一周抽兩晚向她口述生平，長征途中遺漏的細節慢慢補齊。缺材料就憑記憶。有人擔心口述不夠準確，她卻堅持：“真實不只在檔案，也在他眼里的光。”為了捕捉這束光，她跟隊行軍，摔下馬背仍不肯停。五臺山、呂梁山、雁北山區，黃塵與硝煙混入發梢，她照樣寫報道。最危險的一次，日軍炮彈在距通訊組不到五十米處爆炸，翻起泥漿。事后她拍拍相機，對戰士豎大拇指，“咱們又活下來了！”簡短的中文惹出一陣笑。

1938年夏，漢口局勢緊張。朱德勸她離前線，她的眼淚噙了又止。最終還是踏上去武漢的船，只因“在后方也能幫忙”這句話戳中了她的責任感。到漢口后，她奔走于募捐現場，嗓子喊啞，稿件堆滿旅館。三年間，她寫下《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的戰歌》等數十萬字，把八路軍的故事帶到歐美報刊。

1941年底，她回到紐約。麥卡錫主義的陰影隨即而至，“國際間諜”的帽子讓出版社噤聲、銀行凍結賬戶。最難時，她靠翻譯維持生活。雖如此，寫作未停。1945年抗戰勝利，她移居耶德莊，正式動筆寫朱德傳記。資料不足，她一封封信越洋求證。郵路阻斷，回信常常漂兩年才到。她并不泄氣，把每封信都貼在墻上，連同毛邊地圖與速寫草圖，墻壁成了她的“延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布成立。她守著收音機直到深夜，舉杯自飲。第二天寫給朱德的長信近萬字，傾訴遭遇，也表達祝福。信中一句話尤其動人：“人們用鐵索鎖不住思想，何況是遠渡重洋的友情?！毙偶某龊?，她便繼續向英國政府爭取簽證，盼著能親眼看看天安門上飄揚的五星紅旗。

可時間不給她機會。1950年春，腹痛加劇。醫院建議立即手術，她簽字時只提出兩件事：帶走書稿，保留遺囑。5月5日傍晚，她在麻醉之前低聲囑托助手，“記得給朱總司令捎話，要他別擔心。”次日凌晨，病房燈滅，人走，年僅五十八歲。器械上還殘留墨香，手術臺旁的護士輕輕收好那支舊鋼筆。

后事處理并不順利。英國方面猶疑，直到中國駐英代辦介入，骨灰才啟運。途中歷經海關審查、換裝、轉機，五個月后抵達北京。朱德收到骨灰盒時默然良久，只說一句：“老朋友回家了?！彪S后，他把遺囑中的稿費用于采購冶金、化學、天文等領域的新書，分送清華、北大、科學院和軍工院所。1958年，大使館再次詢問余款去向，他批示：“買書，再買書?！焙唵嗡膫€字，延續了朋友遺愿。

1979年，《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中譯本出版，距作者辭世已近三十年。封面仍用那張黑白照片：延安窯洞口，兩人并肩而坐，一人筆記本鋪膝，一人笑看遠方。印刷廠工人把書打包上車時，好奇地翻了幾頁，被里面的對話吸引——“是馬克思在天之靈保護我朱德還活著?！辟|樸幽默，依舊閃光。

同年，一批五十年代購置的德文冶金專著在上海圖書館完成修復，封底捐贈章上依稀可見“史沫特萊遺產”字樣。翻閱者或許不知道，那一行字背后串聯著抗戰前線、倫敦病榻、八寶山松風，以及兩位革命者跨越重洋的信義。歷史留下的，不只是傳記，也不只是墓碑，而是無數翻開的紙頁與難以磨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