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胡蘭犧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兇躲藏12年后終落網

1959年夏天，文水縣云周西村的夜風有些涼。村口土路上，幾位上了年紀的老人蹲在地頭，小聲議論著縣里專案組進村的事。有人壓低聲音說：“這回啊，怕是真要把多年的糊涂賬翻清了。”一句話，說得含糊，卻戳在許多人的心口上。

這樁“糊涂賬”，要追溯到1947年1月12日。那天，年僅15歲的劉胡蘭在云周西村被敵人殘忍殺害，同犧牲的還有村里幾位骨干。烈士的故事很早就被廣泛報道，但圍繞“誰出賣了他們”這件事，村里悄悄流傳了多年，親屬之間、鄉里鄉親之間，始終有一根刺。

有意思的是，這根刺真正動搖，并不是從案發當年開始，而是從一部電影、一封信，再到一次持續多年的申訴說起。故事的線索，就落在一個從山西走出去、在湖南工作的年輕干部——陳德鄰身上。

一、從電影銀幕，到一封追問的信

1952年冬天，湖南永順縣的大禮堂里坐滿了干部和群眾，屏幕上放映的是電影《劉胡蘭》。在臺下，人群中有一位三十出頭的中共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他叫陳德鄰，是文水縣云周西村人，當年親眼經歷過劉胡蘭犧牲前后的緊張歲月。

燈光一暗一亮，銀幕上的劇情推進得很快，敵人的殘暴、烈士的堅貞，都勾起了他的往事記憶。按照說法，他本不算容易動感情的人，但那天看著看著，心情卻越來越沉。不是因為對烈士事跡陌生，而是因為影片中有一個明顯映射的人物：叛徒的原型，被指向他三舅石三槐。

對親眼見過那段日子的陳德鄰來說，這就有些說不通了。在他的記憶里，三舅是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后推上鍘刀的，明明也是死于敵手，怎么到了銀幕和宣傳材料中，竟成了“出賣劉胡蘭的叛徒”？這中間的差別，不是小小的文字出入，而是一個人名譽生死、一個家庭幾代人抬不起頭的大事。

帶著這種強烈不安，他并沒有在放映廳里壓下疑惑，而是主動寫信給參與劉胡蘭事跡創作的梁姓作者，直截了當地問了一句：“是誰告訴你石三槐是叛徒的？”語氣不客氣，卻透著一種較真。

過了一段時間，對方回信，說出信息來源：“是你八叔和大舅母講的。”這下事情變得更復雜。親人親口講的，難道會有假？但親身經歷者記憶中的事實，又似乎完全對不上。

幾年之后，1957年夏天，陳德鄰已調任湖南吉首縣，擔任縣委組織部長。回老家探親的時候，他決定把這件事問個清楚。他找到八叔段占喜，當面對質：“你們憑什么說三舅是出賣劉胡蘭的叛徒？”這不是閑聊，而像是一場遲到多年的“調查談話”。

段占喜這才說出一個名字：石五則。他解釋，早些年他之所以說過石三槐“有問題”，是因為石五則對他們這樣講過。原來，在劉胡蘭犧牲后，有一批被抓的人幸存下來，段占喜就是其中之一。照他回憶，當時敵人一口氣抓了包括他在內的八個人，本說要一并處死，后來卻只殺了部分人，自己因為“有人說情”逃過一劫。

這個“說情人”，就是石五則。事后，石五則曾多次登門，對段占喜夫婦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好人壞人關鍵時候才見真，石三槐和你家有親，卻向敵人出賣你是陳德照的叔叔。”又說自己長期給八路軍辦事，擔心遲早遭敵人報復，希望以后能跟著陳家兄弟上山“求個干脆”。

表面看，是為人打抱不平，替人開脫；細想之下，卻隱約透著一股推諉與自辯的味道。更讓人疑惑的是：如果說石三槐真是叛徒，為敵效力，敵人為何在血腥鎮壓中把他也一并殺掉？反而一個長期在村里做地下工作的人，卻安然無恙地游走在敵人和群眾之間？

隨著回憶一點點拼接，陳德鄰心里逐漸浮現出一個可怕的可能：真正叛變的，也許另有其人。

二、云周西村的背景與“誰在說謊”

要理解那段疑惑，得先看一眼當時云周西村的局勢。抗戰后期到解放戰爭前后，這個晉中小村并不是普通鄉村。這里先后建立起黨支部、農會、婦救會，地下工作非常活躍，是文水縣革命力量的一處重要據點。

陳家幾兄弟，在村里也不是一般農戶。二哥陳德照當時擔任文水縣人民政府二區區長，三哥陳德禮在武工隊里打游擊，自己則參加地下黨工作。更關鍵的是，村里曾組織過一次嚴厲打擊反動勢力的行動——處決反動村長石佩環。劉胡蘭就參與其中，這也讓當地頑固勢力對幾個家庭恨之入骨。

戰爭形勢變化很快。1946年，閻錫山在晉中地區發動所謂“水漫平川”戰役，大批頑軍掃蕩各地，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許多基層干部和武工隊員被迫撤往西山根據地，以保存力量。劉胡蘭主動提出留下，理由很簡單：自己年齡小，便于掩護群眾、繼續做工作。黨組織權衡之后，批準了她的要求。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時刻，一些人的立場開始發生搖晃。多年后形成的調查材料認為，石五則的變化，大致也是在這段時間暴露出來的。

有資料記載，石五則早在1939年前后便接觸革命，成為云周西村最早的三名中共黨員之一，擔任農會秘書。起初表現還算積極，但隨著時間推移，生活作風逐漸散漫，甚至與“段二寡婦”這樣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走得非常近。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已經屬于嚴重問題。

1946年夏天，區里給云周西村下達任務：為部隊趕制二百雙軍鞋，由劉胡蘭以婦救會主任的身份負責驗收。村里大多數婦女按時完成任務，唯獨段二寡婦縫制的鞋子質量嚴重不合格。劉胡蘭將其全部打回，要求重做，還要多補五雙，以示懲戒。這么做，既為部隊負責，也是對地主階層舊習慣的一種正面觸動。

石五則卻在這件事上公開為段二寡婦求情。劉胡蘭認為這是原則問題，當眾批評了他。后來，區黨委對石五則作出嚴肅處理：開除黨籍，撤銷農會秘書職務。這個處分，在一個本地出身的早期黨員心中，無疑是沉重打擊。

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從中反思政治立場，而是漸漸積下怨氣。這一點，在之后的走向中，表現得格外明顯。

等到閻軍大舉壓境，云周西村的黨政骨干大多撤離山中時，石五則很快選擇了投降，根據調查材料，他通過本地地主、在閻軍部隊擔任特務的劉樹旺牽線，結識了大象鎮“奮斗復仇自衛隊”隊長呂德芳，隨后開始大范圍告密。

如果說這一切都是后人“推斷”，那還不足為據。但接下來發生的幾件具體事實，讓“誰在說謊”逐漸有了清晰輪廓。

三、1947年云周西村被捕與劉胡蘭遇害的經過

時間線拉回到1947年1月。8日這天，閻錫山部72師師長艾子謙親自指揮，調動駐大象鎮的第215團部分兵力，加上呂德芳的“奮斗復仇隊”，對云周西村發動突然襲擊。行動中，敵人抓走了石五則、石三槐、石六兒、張生兒等幾人。

據后來參與審理此案的司法材料記載，敵人把這些人押往大象鎮，先審問石三槐、石六兒，拳打腳踢，刑訊慘烈。隨后再提石五則、張生兒，卻明顯“溫和”許多。這一差別，在當時就有人看在眼里。

四天之后，也就是1月12日清晨，敵人再次襲擊云周西村，這一次的目標更加明確：抓捕劉胡蘭以及村里幾位與黨組織聯系緊密的骨干。當天被捕的，有劉胡蘭、張年成、石世輝、劉樹山、陳樹榮等。兩次被捕的人員被集中押往村口，要么拷問，要么示眾。

多年后回憶當時情形時，陳德鄰曾特別提到一個細節：那些被押回村子的人，大多身上血跡斑斑，麻繩勒得很緊，唯獨石五則、張生兒兩人，身上幾乎看不出刑打痕跡，走路也頗為輕松。這種反差，在戰時環境下，很難用“巧合”解釋。

更關鍵的證據，則來自當事人的口供。1959年專案組重新調查時，已經成年的張生兒終于承認，當年他們被捕后，敵人確實對四人分不同程度審問。石三槐、石六兒挨打最狠，石五則則主動配合，把村里黨組織情況和幾位黨員的身份、關系一股腦交代出來。至于自己，他辯稱“主要是害怕”，雖然參與了，但沒有親自動手。

那天被押回云周西村時，敵人為了示威，讓被捕者當眾表態，甚至逼迫他們拿木棍去打其他同志。石五則毫不猶豫，先下手為強，把木棍掄向石三槐的后腦，用力之大，當場將人打暈。就在那之前，石三槐才剛剛喊出“我們的死……”三個字，還沒說完，就被這一下生生打斷。

這并非孤立的回憶。在大象鎮被關押的日子里，石六兒曾短暫見到妹妹石玉貞。多年后，石玉貞回憶那次見面，只記得哥哥從牢房窗戶里接過飯碗，匆匆說了一句：“我和三爺甚也沒說，五爺甚也說了。”話還沒落音，人就被敵人推開。晉中方言雖然簡略，卻含義清楚：他們沒有出賣同志，真正說話的人是“五爺”——指的正是石五則。

證詞之間相互印證，讓“誰出賣了云周西村黨組織”的問題逐步清晰。1947年1月12日，閻軍在村口架起鍘刀，劉胡蘭和幾位同志先后被押上去。圍觀群眾多被勒令“動手”，許多人寧死不愿舉刀。據最高人民法院后來核準的公訴材料記載，當場積極扶刀、配合敵人實施處決的，就是石五則和張生兒。他們先用木棍把幾位同志打昏，再協助敵人一一鍘殺。面對劉胡蘭時，兩人更是主動上前，手扶鍘刀，執行了這場震驚全國的血案。

從那一刻起，云周西村的地面染紅，劉胡蘭等七名烈士倒下。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竭力隱藏在“幸存者”的外衣之下。

四、戰后多名兇犯伏法，卻仍有人漏網

從大局看，1947年之后晉中戰局很快逆轉。解放軍在隨后的戰役中接連取勝，文水縣及周邊地區不久陸續解放。許多參與迫害群眾、屠殺革命者的頑固分子，被一一緝拿歸案。

與劉胡蘭遇害直接相關的一批人中，呂德芳、呂善卿等早在解放前后就被鎮壓。村民中充當打手的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溫樂德等人，也陸續被抓捕審判。1951年前后，另一些關鍵人物浮出水面，比如化名“許連長”的兇手許得勝，在祁縣賈令鎮落網后，供出了另一名罪犯——大胡子張全寶。

有意思的是，在相當長時間里，人們對“許得勝”和“張全寶”這兩個名字還一度搞混。歌劇和早期作品中，有時把兩人形象合并成一個典型“惡霸”，導致張全寶在解放后的某些場合，還敢跑去看演出，自以為“自己沒被認出來”。直到案件進一步深挖，公安機關根據許得勝的供述，順藤摸瓜，將躲在運城老家的張全寶抓獲。1951年6月22日，張全寶與另一名兇手侯玉寅，在萬泉縣被依法執行死刑。

從司法檔案來看，絕大多數參與屠殺劉胡蘭等烈士的直接兇犯，在1950年前后就已伏法，該判死刑的判死刑，情節稍輕的判處有期徒刑不等。對當時的群眾而言，“正義已在很大程度上伸張”，這是普遍印象。

偏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一個名字始終懸而未決，那就是石五則。

文水解放不久的1947年12月23日，地方政府曾經逮捕過他。但當時掌握的線索有限，證據鏈不完整，審查后以“無確鑿證據證明其為叛徒”為由將其釋放。那時的部隊正集中兵力南下解放全國，對個別案件難以投入太多精力，這一點從后來許多地方的工作情況中都能見到。

而石五則本人，為了洗白自己，在村里悄悄散布了另一套說法。有村民記得，他曾對人說：“三槐把啥都同勾子軍說了。”甚至還用“看他挨打太可憐，所以不得已敲了他一下”來解釋當年那棍。話說得悲情，看上去像是在為別人“減刑”，實際卻把“叛徒”兩字往死者身上硬推。

長此以往，真相、謠言、誤解糾纏在一起。那些親歷者，有的犧牲，有的流散；年輕一代則從零散的閑言碎語中拼故事。電影《劉胡蘭》上映后，一些情節在民間被當作“鐵證”，石三槐的家屬更是深陷“叛徒家屬”的標簽中。這種標簽一旦貼上，很難自辯。

在很多村莊，類似的“未說清楚的歷史”，往往就這樣模糊過去。但云周西村的這樁案子并沒有被時間掩蓋，關鍵原因就在于陳德鄰的不斷申訴。

五、遠在湖南的申訴，引來省委副書記親自過問

1958年左右，陳德鄰已在湖南工作多年，但心里始終忘不了三舅被污蔑為叛徒這件事。他花時間梳理掌握的情況，從親屬口述、當年見聞，到戰后零散的信息，整理成多份材料，分別寄往中共中央華北局、共青團中央、中共山西省委、榆次地委、文水縣委、云周西鄉黨委等單位，還留了兩份在自己和二哥陳德照手里，以免中途丟失。

這份材料寫得不算華麗，卻非常具體，既提到當年被捕時幾人的狀態差異，也記下石六兒臨終前托妹妹轉達的話。更關鍵的是，他點出石五則長期在村里散布“石三槐是叛徒”的說法，這與他本人當年的可疑行為結合在一起，顯得格外刺眼。

榆次地委收到材料后，給出過書面回復，說“所反映情況很有價值，將嚴肅對待”。然而現實工作千頭萬緒，加之當年許多案件已經結案多年，真正著手調查的進度，一度比較緩慢。直到1959年，一位重量級領導人出現在云周西村，事情才出現明顯轉折。

1959年6月，時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鄭林專程來到云周西村，實地了解情況。了解到這樁涉及烈士名譽和叛徒追查的案件，竟遲遲沒有系統調查，他當場嚴肅批評相關部門，用的話很刺耳：“石五則的叛徒嫌疑那么明顯，遠在湖南的陳德鄰同志都堅持不懈，你們就在烈士身邊，竟然不吭不哈，讓叛徒逍遙法外，讓烈士含冤九泉。”

這段表態，在當地群眾中流傳很廣。對許多普通農民來說，省委領導親自下鄉過問，已是一種明確態度：這件事必須認真查。

隨著省委重視程度提高，專門的破案小組迅速成立，調查范圍不僅限于云周西村，還延伸到曾經關押烈士的地點、大象鎮周邊村莊、當年部隊駐地等。那些早年難以系統收集的口證、物證，被一點點補齊。

在調查過程中，曾被一度忽略的張生兒，再次被請來談話。他在警方和專案組反復取證下，心理防線逐漸崩潰，承認自己在殘殺劉胡蘭等七名烈士過程中，確實扮演了幫兇角色。根據他的供述，加上其他證人證詞與檔案，對石五則的叛變行為，終于形成了完整、扎實的證據鏈。

六、專案組進村與石五則的供認

1959年9月初，陳德鄰被正式調回文水縣，住進劉胡蘭烈士紀念館，配合專案組核實案情。他的任務，一方面是提供細節，另一方面，也是作為烈士親屬代表參與見證。

同月，文水縣公安局對幾名嫌疑人采取拘捕措施，石五則、張生兒、石喜玉等人，同時被押進看守所。與張生兒很快崩潰、主動交代不同，石五則表現出極強的狡詐。他在審訊中大多保持沉默，即便偶爾開口，也死死咬住多年前“為減輕同志痛苦而敲了一棍”的說辭，堅決不承認告密叛變和主動殺人的事實。

對辦案人員來說，這樣的態度并不令人意外。許多叛徒在解放后都試圖用“被迫”“迫于形勢”來開脫。然而，和早期相比，專案組手里已經握有大量證據：當年的行軍記錄、敵方檔案中的零碎記載、村民的多方證言、劉胡蘭烈士紀念館里珍藏的文件，尤其是閻錫山部72師內部的命令文本，都為還原事情真相提供了支撐。

值得一提的是，紀念館中保存的一份1947年1月11日的指令尤其關鍵。那是72師師長艾子謙發給第215團1營的一份命令，里面明確寫著要“去掉書生氣，勿存婦人之仁”，要“速將馮德照、劉胡蘭等扣獲歸案法辦”。這份文件一方面證明劉胡蘭在敵人眼中已經是“必須嚴懲”的重要目標，另一方面也印證了敵人對村內黨組織結構掌握得非常具體，這背后顯然離不開內部告密。

隨著調查深入，拼圖一塊塊對上。石喜玉在大量證據面前，也只得承認自己在當年押人、動手過程中承擔了直接責任。針對他，法院后來判處死刑，理由明確：直接參與殺害劉胡蘭等烈士，情節極其嚴重。

張生兒的情況，相對復雜。他既有參與毆打、協助押解等行為，也有因為恐懼被動聽命的因素。1962年，法院綜合考量其悔罪態度與參與程度，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罰雖重，卻與其實際角色大致相符。

至于石五則，審訊持續時間很長。面對鐵證如山，他的沉默越來越多，狡辯的余地越來越小。專案組一遍遍向他出示證詞、對照檔案，逐條拆解其辯解。到最后，他的拒不認罪已難以改變案件的定性。

1963年2月14日，文水縣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開公審大會，當眾宣讀對石五則的判決：以叛變投敵、積極參與殺害劉胡蘭等七名烈士等罪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一天，許多久居他鄉的村民特意趕回，親眼見證這一刻。

七、遲來的昭雪與烈士名譽的完整

從1947年云周西村血案發生，到1963年石五則伏法，整整過去了十六年。如果只算戰犯追捕、主要兇犯審理的時間，大部分工作其實早在1951年前后完成。真正拖在后面的，是關于“誰是叛徒、誰被冤枉”的一筆賬。

對普通百姓來說，也許不太在意名字上的細微差別，反正“總有人為此付出了代價”；但對于烈士親屬、曾經的地下黨員、在血雨腥風中活下來的那批人，這一點卻格外重要。因為在那種年代，黨員身份不是簡單稱號，而是把命放在前面的一種擔當。如果連誰忠誠、誰出賣都分不清，很多人的犧牲就會打上問號。

從這個角度看，陳德鄰堅持多年的申訴，已不只是為三舅個人名譽伸冤，更是在要求歷史給出一個清楚的交代。事實證明，他掌握的線索并不完整，很多細節只能由專案組進一步挖掘，但他那種“不放心就要問到底”的勁頭，確實推動了案件重啟。

在專案調查和司法審理中，劉胡蘭烈士犧牲的背景也被更全面地梳理出來。那份由敵軍師長親自下達的文件，說明閻錫山部隊早已注意到云周西村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劉胡蘭在婦女工作、減租減息、動員工夫中的突出作用。一個15歲的農村姑娘，居然能讓敵人下達“勿存婦人之仁”的命令，足以看出她在當地革命斗爭中的影響力。

還有一個細節也頗說明問題。1947年2月6日，《晉綏日報》刊登了劉胡蘭的事跡，不久之后，延安的《解放日報》也進行了報道。3月下旬，胡宗南部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機關轉戰途中，任弼時在路上向毛澤東匯報西北各地形勢時，專門提到這個犧牲在文水小山村的少年女英雄。

據在場者回憶，當時毛澤東問了一句：“她是共產黨員嗎？”任弼時的回答是：“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才15歲。”這句“才15歲”，字數不多，卻足夠震撼。毛澤東深受觸動，親自為她題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后來題詞意外遺失，他又親手重寫，這在當時是極少見的情況。

從組織程序上看，當時劉胡蘭還只是候補黨員。直到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正式作出決定，追認為中共正式黨員。這一道程序上的“補課”，看似是對烈士政治身份的確認，實際也是對那一代無數無名青年的肯定：年齡不大，卻承擔起了超出常人的責任。

八、一個村莊的記憶與一段歷史的定論

等到1963年公審結束，相關檔案歸檔，劉胡蘭等七名烈士慘案的偵破、審理工作，算是畫上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句號。從司法文書來看，“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參與殺害烈士的案犯，無一漏網；從政治評價來看，叛徒與烈士的界限被重新厘清，誰該被記入恥辱柱，誰應在烈士碑上留下名字，都有了明確結論。

多年以后，云周西村的面貌不斷改變，紀念館修建、擴建，又修葺，多數當年的親歷者已經不在人世。不過在當地人的口口相傳中，有幾件事總會被放在一起講：劉胡蘭拒絕屈服、在鍘刀前毫不退縮；村里幾位同志在慘烈刑罰中守住秘密；以及那個躲藏多年、最終難逃法網的叛徒石五則。

就一段歷史來看，云周西村只是晉中大地眾多村莊之一，劉胡蘭犧牲事件也只是解放戰爭無數血案中的一個縮影。但有些細節，的確讓人難以忽略。比如，正是一個普通農家少女，在短短幾年里，把減租減息、婦女動員、支前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讓當地敵軍頭目不得不在正式命令中點名；又比如，正是一個遠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年輕干部，不肯接受“親舅是叛徒”的說法，一封封信寫出去，最終促成真相水落石出。

從結果看，這些努力未必能改變歷史走向，卻能讓歷史的記錄更加準確，讓后來人看清：在那個生死線頻繁拉開的年代，有人挺身而出，也有人臨陣叛變；有人被冤死，需要為其洗清污名，有人僥幸過關，終究難以逃脫法律和歷史的雙重審判。

云周西村紀念館里那塊寫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碑，立在那里已經許多年。碑前的土路，曾鋪滿過群眾的腳印，也見證了專案組來來往往的身影。對知道內情的老人而言，碑下不僅是一個15歲女孩的名字，也是一個村莊、一個時代，將忠誠與背叛分得清清楚楚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