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8日深夜,上海四川中路的高陽里依舊燈火通明,走廊里來回的腳步聲夾雜著咳嗽聲,此起彼伏。誰也沒想到,這將是魯迅在人世度過的最后一個夜晚。清晨五點二十五分,呼吸停了,鐘表的秒針繼續轉動,但屋子里的人都怔在原地:這位以筆為刃、呼吁“喚起民眾”的戰士,再也不會提筆了。
消息像潮水一樣涌向租界的弄堂。幾個小時內,《大晚報》在頭版空出整塊版面,只印三個醒目的黑體字——“魯迅逝”。人們把報紙攤在攤頭,幾乎不敢相信。街角小販說:“怎么就走了呢?”沒人能回答,他自己也哽住了。
魯迅近十年的病底,熟人都知道一二。1928年那場劇烈的肺炎埋下伏筆;1936年初的支氣管炎、氣胸和反復發熱,則像催命符般一步步把他推向生命盡頭。鄧恩醫生來診時用英文輕聲提醒:“must be careful”,但魯迅偏偏放不下手里的校樣。“不寫字我就更難受”,他半躺在床沿嘀咕。這個習慣,誰也勸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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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犧牲后,他在一個月里完成《海上述林》上卷,四十一萬字的清樣凌晨一點還在燈下翻動。朋友心疼,可他只是擺手:“活幾年,還是這幾年,總要做完點事。”那句“趕快工作,哪怕少活幾年”后來被學生記在小本子上,讀到的人都沉默。
19日上午,許廣平強忍悲痛,與周建人、馮雪峰等匆匆碰頭,敲定萬國殯儀館承辦后事。治喪委員會列出九人: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毛澤東、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名單一經公布,上海灘沸騰,電報與唁函塞滿門口的竹簍。
20日至22日,三天吊唁。學生排起長隊,雨衣被秋風吹得獵獵作響,卻無人離去。那年頭,上海租界警察向來多嘴,如今也束手旁觀。下午大殮時,許廣平撲在棺木上失聲痛哭,巴金摸了摸眼鏡框,什么都沒說。短暫的靜默后,人群中爆出壓抑已久的抽泣聲,聲音密集得像雨點。
問題出在誰來抬棺。胡風提議由文藝界扛起擔子,理由簡單:魯迅是他們的旗幟。章乃器馬上反駁:“魯迅首先是中華民族的魯迅,不是某個圈子的專利。”兩人聲音并不高,但火藥味立刻蔓延,圍坐的幾十人神情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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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這樣。”沈鈞儒放下茶杯,慢條斯理,卻句句擲地。“出靈走街,由文藝界六人承托;抵公墓后,各界代表接手。兩邊都盡到心意,魯迅也不會介意。”此言一出,僵持的空氣立刻松動。眾人互望片刻,紛紛點頭。方案就這么定了。
緊接著又得決定棺罩。若按官方慣例覆蓋青天白日旗,魯迅在天之靈恐怕要翻身抗議。沈鈞儒提筆寫下“民族魂”三字,大氣磅礴,卻避開了一切政治色彩。墨跡未干,他揚了揚橫幅:“用它。”眾人無異議。
22日下午一點五十分,萬國殯儀館鳴鐘。胡風、巴金、曹白、艾青、蔣世楨、馮雪峰六人扶柩緩步。他們身形單薄,卻握得穩,仿佛這具棺木比任何筆墨都沉重。送殯行列緩緩通過大西路,沿途自發聚集的百姓摘帽默哀,有孩子悄聲問母親:“魯迅是誰?”母親紅著眼眶,答不上,只拉緊了孩子的手。
一路行至萬國公墓,天空陰沉。根據先前約定,許廣平、內山完造、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王造時六人接過棺木。采訪的記者悄悄記錄下一個細節:棺面上那面“民族魂”白旗在風中獵獵作響,像是在替主人繼續質問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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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詞由沈鈞儒朗讀。他不慣大嗓門,卻一句比一句有力:“他不曾做過官,卻抵得過萬千兵馬;他不曾有槍,卻深知刀筆也能沖鋒。”眾人低頭,無人鼓掌,只剩啜泣。禮畢,石板合攏,泥土覆上,草籽撒下,一道小白石碑靜默立起。所有人四散離去,秋葉簌簌落在新墳。
外界關于葬禮的細節議論紛紛,有人驚訝政府未能染指,有人感慨群眾自發動員。也有報紙挑起“文壇內斗”話題,抨擊胡風與章乃器。實則,兩人都在意的只是如何讓這位先行者走得體面。爭論固然激烈,卻是出于敬重。倘若魯迅在世,必然眉頭一挑:“少嚷嚷,抬不抬棺都不是大事,重要的是活人做什么。”
葬禮過后,上海的書店里,《吶喊》《故事新編》忽然脫銷。有人說,這是讀者在“搶救”魯迅,擔心文字再被禁錮。此事未免夸張,卻折射出民眾對光亮的渴求。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斷了許多紀念活動,然而“民族魂”三個字,被寫進了港口的船名、軍隊的留言、乃至許多年輕人的信封。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延安舉行第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時,毛澤東提到魯迅,說他是“民族魂”,也是“最偉大的路標”。這句話并非客套,彼時延安的印刷所幾乎夜以繼日地排印魯迅全集,許多新戰士在昏暗的油燈下朗讀《偽自由書》,把譏諷與批判化作抗戰的精神子彈。
1956年,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上海將萬國公墓遷移,魯迅墓遷往虹口公園。抬棺者中有當年的小青年,此時已鬢生華發。他們回憶十年前那場爭論,仍覺“像昨天剛吵完”。一個老人咳嗽兩聲,低聲說:“沈老的主意,真好,現在想來,還是對得起先生。”
時光流逝,關于那場葬禮,后人更關心的是“民族魂”為何如此分量沉重。答案或許藏在魯迅生前一句話里:“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但又常懷最大之悲憫。”他用極端冷峻的話語,去攥出一點溫度。這份鋒利加慈悲,正是他留給時代最寶貴的遺產,也是沈鈞儒們執意要守護的棺木重量。
抬靈柩的爭議終歸塵埃,但那個秋天的決定,讓不同立場的人得以并肩行走,也讓魯迅在塵世的最后一程保持了獨立。若要總結,只能說:在分歧面前,愿意放下執念的人,才配舉起“民族魂”這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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