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我的治史心得

我叫魏宏運，1948年來南開。在我談問題以前，我要跟大家談一個情況。最近在南昌有個學術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三十多個學者，我們這兒的李金錚教授去了，他回來后給我介紹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學者們探討的議題是中國革命與蘇維埃運動。有的人提交了這樣的文章，譬如某某根據地是什么時候創立的，創立的經過，根據地婦女的解放和貢獻。華東師大的教授楊奎松評論說，這不叫學問，這樣的題目早就有人寫過多少遍了，他對此批了一通。我跟李金錚講，在會上公開批評雖然有點不近人情，但是很有道理。這些題目太老了，現在還簡單地寫根據地的建立、根據地是怎么形成的，太過陳舊。研究的題目一定要醒目，要看時代的潮流，不能總是弄老掉牙的東西。題目一定得小，小題大做，不要大題小做，帽子很大，內容太空泛。不要什么都擴大到世界意義，這個不好。有的人講世界意義，而在國外，人家誰管你這個事啊。研究問題，你要反復琢磨，怎么才能制勝。比方說，搞古代史的人，有新的觀點和新的資料發掘，文章可以制勝。搞現代史的，你要注意搞社會調查，這是最基本的。搞世界史的，要搞到一手資料，難度較大，一般地使用二手材料，所以要從世界各國的比較中得出自己的看法。我記得張偉偉講過，他到世界各國參加過一些會議，世界史研究的確比中國史難度大得多。

下面我講一講我自己是怎么研究熱點問題的?

先從辛亥革命談起吧。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越來越深刻。20世紀五十年代，我在國內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對孫中山是不是思想家，爭論很激烈。有人說孫中山不是思想家，因為他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思想是從外國吸收進來的，所以不能算思想家。后來胡繩，中國近代史的權威，曾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說如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孫中山還應該算個思想家，因為這是他第一個提出來的。當辛亥革命開始的時候，他希望日本資助他。日本人就問他你要干什么,他說我要建個共和國。他一直為共和國而奮斗，1911年他成功了。孫中山這個人，太值得研究了。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歷史，我們很多問題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有一年我在美國的奧本尼大學，一個美國學者問我，你們國家什么時候開始用紀元、公歷的?我說從共和國開始用西歷，公元多少多少年。不過，在這以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有很多租界，他們已經用西歷了，但從中國來講那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辛亥革命以后有很多新鮮的事，什么都改變了。過去穿著長袍馬褂，你們看魯迅的文章，現在開始穿中山裝。新式學堂也是這個時候開始的。過去沒有大學，過去是書院，書院不是現代化的大學，到五四運動的時候已有七八所大學。女子學校，從清末就有，但是真正大規模的婦女平等教育運動也是從辛亥革命以后開始的。最近很多文章研究婦女解放各個方面的表現，把反纏足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以后，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了。

我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孫中山，后來我就想把孫中山一生的事跡寫一寫，所以就搞孫中山年譜。我沒有搞過年譜，不懂怎么個搞法，我就問其他老師，反復琢磨。剛開始也走了彎路，我根據胡繩寫的《孫中山小史》寫，后來感覺到不合適，得找孫中山的原著以及同時期其他人的著作，沒有資料根據不行。“文革”時期，我家幾乎所有有關孫中山的書都被抄了，我把好不容易搞的年譜資料，到處藏，這個東西還好，沒有被抄走。改革開放后，我在南開學報發表了這個年譜，發表后在國內影響很大，因為沒人搞，那一期南開學報賣得很好。后來，正式出版了《孫中山年譜》。

孫中山是個演說家，是很有才的。50年代，孫中山紀念會經常在北京碧云寺召開，我常常參加。很多事參與不參與是不一樣的，純粹在文字上理解與從實際狀況中理解是兩碼事。所以，我很強調搞現代史必須在實踐中去領悟，去提高自己。舉一個例子，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年，我連續寫了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關于孫中山北上三次的文章。我們要問的是，每一次北上孫中山想的是什么,他為什么北上，住在哪兒?比如頭一次住在法國租界，我以前調查過。

第二次在利順德飯店，大公報上記得很詳細。第三次啊，就不在那里了，在張園，是溥儀曾經住的地方，現在是個紀念館。有人說第三次也在利順德，利順德飯店當然高興了。我說第三次沒在這里，但利順德飯店說肯定在，他們還把屈武請來，屈武是國民黨元老，他也說在那兒。但是人的記憶總是有限的，不可靠的。我就在南開周報上寫了文章，我的題目比較吸引人，有針對性，中華讀書報轉載了。當時在《天津日報》上為這個事打了筆墨官司，打了7次，最后天津市辦公廳說不要打了。其實很簡單，當時報紙上就有，寫得清清楚楚。我們搞歷史，必須依靠資料，憑空說話很快就站不住腳了。

國內現在談論的很多熱點問題，對歷史工作來講是好事，因為過去片面性太多，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很多事情都被扭曲了。但這一情況也給現在歷史學者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研究空間，最近很多文章都是從這里做起的。我先說幾個熱門問題，一個熱門問題是蔣介石，蔣介石日記出現以后爭論很大，有人提出這個日記出現以后可以改變中國歷史的寫法。我以為，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有一年我到中央黨校去講這個問題，我說只能根據中國的實際來寫中國的歷史，蔣介石日記只是個參考，不能以它為中心來寫中國近現代史，因為蔣介石說的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并不全一樣。給蔣介石說好話的，說蔣介石非常好。美國有個華文的世界日報，影響很大，它曾在一年之內連續登載了50篇關于蔣介石日記的文章，作者根據自己的領會對每一篇蔣介石日記加上自己的看法，都是評功擺好。在我看來，盡管都是根據資料，但資料也有階級性，有局限性，不能隨便使用，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對蔣介石就有不同的看法。這方面例子太多，再比如說1946年底沈崇事件，就是美軍強奸北大學生，我們在北京整夜寫大字報，然后北京學生反美運動就起來了。最近有個學者說沈崇事件沒那回事，他完全根據美國的資料，這怎么行呢?美國能說他的軍隊犯錯誤了嗎?他不會說真話，你不能根據這些資料來立論。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從綏遠戰爭看蔣介石。在綏遠戰爭的時候，他說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最大的敵人是誰呢?是中國共產黨，是紅軍。這就差得太遠了，內戰是兩黨主義之爭，和日本是生死存亡之爭，與日本和，怎么行啊?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如果看蔣介石日記的話，那是很好的，但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就是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結果。現在有的人說蔣介石沒有宣布過不抵抗，引用的是趙四小姐的話，但趙四小姐一個家庭婦女怎么知道的呢?何柱國就講過，他曾接到過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不知道你們是否看過吳湘相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他是臺灣有名的一位教授，他根據檔案資料得出，當時蔣介石已經提出“安內攘外”了。在這個時候，于右任等一批國民黨人說不要引起沖突，要鎮定。鎮定的結果呢?東北三省完了，華北危機了，北京、天津成為最前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一些人有一些錯誤的觀點，說中國弱，中國沒有力量打，包括胡適在內，認為應該臥薪嘗膽，現在沒力量打。問題是，你東北軍那么多，那么多武器，你還不抵抗，不抵抗就丟了。華北危機了，你還說沒有力量，你把力量全部投入打紅軍，非消滅紅軍不可。所以，蔣介石作為政治家、軍事家，他缺乏像孫中山那樣的寬容，實行三民主義，但也容納三大政策，他就高一籌。所以，絕對不能評功擺好。搞歷史，一定要多想。蔣介石的問題還要繼續討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歷史上很多有爭論的人物，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包括秦始皇，都一樣。搞歷史研究很不容易。有一年我在成都開會，全國文史委員會負責同志就講現在的難處，比如你把歷史人物說得稍微什么一點，當事人的后代就不干，就老鬧，說不是這么回事。做現代史有難度，你要碰一些人，要秉筆直書，暫時不能發表，就緩一緩，若干年以后就發表了。最近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過去不能說的，現在都開始慢慢說出來了。研究歷史得有勇氣，有勇氣才能研究。

接下來談談我研究歷史的方法。

我是什么歷史的基本東西都搞，搞大事記，搞紀事，搞年譜，搞講義，搞資料，經過自己實踐，闖出一條路來。南開大學在八里臺，我一輩子在八里臺。我在日本講學的時候，我說我是老八路，因為八里臺有一個8路公交車，我老是坐8路車到火車站，他們都笑了。年輕人應該有信仰，有抱負，我像你們一樣，我想我不能只研究一個問題，我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研究孫中山，研究五四運動，研究周恩來，研究二戰，研究抗日戰爭，研究解放區。我每個問題發表七八篇文章以后，就改變研究方向了。我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更促使我思考一些問題。我到美國5次，到日本5次，到歐洲兩次，到澳洲兩次。有一年我在美國講學9個月，這個機遇很難得。在國外講課，他們有時希望你講什么內容。比如說我在丹麥講學一個月，丹麥待遇很好，講個四五次，每日一百美元，他們讓我談怎么在農村收集資料，因為這對他們很新鮮。我去美國參加亞洲學會年會，他們出的題目是集市貿易，他們對此很感興趣，他們想知道很多問題，集市貿易是怎么產生的，有什么影響。我就在河北各縣做調查，集市貿易是怎么組織起來的，影響多大，經過這樣的調查，這篇文章就實在了。我曾有一個博士生，他的論文寫20世紀中國農業，我說你的文章太空，你應該去家鄉搞調查，豐富一下才能通過，不然通不過。

做文章不能搞三段論式，起因、經過、結果，這個糟糕極了。有一年歷史系一個研究生，他已經到北京找了很好的工作了，但是他的論文是三段論式的，像個講義，不像個論文，他的導師楊志玖先生說你雖然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不能畢業，你重改去，后來又延長一年，第二年才畢業。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論文千萬不能抄襲。我在浙江大學主持過一個博士論文答辯會，這篇文章有三千多字是抄襲復旦大學一個老師的成果，恰恰復旦大學這個老師也去審閱論文，這下露餡了，麻煩了。這對我是個難題，我主持答辯，怎么辦?把年輕同志一下子打下去也是個事啊，我就在會上狠批，然后我勸大家讓他通過，因為年輕同志受到打擊，幾年恢復不了。咱們歷史系有一個博士畢業了，后來被發現抄襲太多了，最后取消學位。所以，一定要注意，應多注釋。你要證明你的論點，如果你自己說話不行，就找權威人士說的話，引用權威的書籍，一定得注意這個事。

我剛才講，我曾多次更換自己的研究課題，有些是很偶然的。我研究根據地，就很湊巧。1979年參加廈門大學在福建才溪鄉召開的一個學術討論會，孔永松召集的。參加的人很多，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一次學術會議。我和財政部副所長在一起住，談話很投機，他說我們想搞抗日根據地資料的收集與研究，你愿意不愿意參加，我說當然愿意，于是就參加了。這純屬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后我就開始搞抗日根據地。并組織召開了兩次國際會議。現在有的國際會議，就只有一個外賓、一個外籍教師，是不合適的。武漢曾召開過一個大革命的國際會議，外國代表只有我的一個韓國博士生參加，一個人怎么能叫國際會議呢?國際會議你總得有些國際會議的意思，各國的不同面孔都得來，得有不同的聲音。在這次廈門大學的會議上，有兩個問題很有意思的。一個是瞿秋白怎么評價，近代史所的陳鐵建首先給瞿秋白平反，他的研究是很不錯的。第二個是對查田運動怎么看，中央黨校的幾個同志認為，毛澤東在的七八個縣是正確的，其他的都是錯誤的。但是你到蘇區去，一問查田運動，干部都肯定，老百姓都搖頭，都反對。這個引起爭論，有爭論就有意思，沒有爭論，一個聲音就不好了。

20世紀80年代初，我有兩個很好的機遇，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個機遇是我和財政部掛鉤，財政部有錢啊；第二個是和日本學者聯合搞華北農村調查。和財政部搞了七八年，出了兩套非常重要的資料書，這兩套書世界各國學者都在用，一個是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資料選，一個是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資料選。因為有財政部的紅頭文件，為根據地調查提供了極大方便，除了黨的一些文件不能看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看，因為地方上對財政部尊重，他可以給你減稅，所以我們到各地吃住都方便。常常是從這個縣到那個縣，這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親自把你送到那個縣的交界處，那個縣的縣長、縣委書記親自過來接，那是很神氣的。有一次，在孔府住了一段，在孔府吃的飯，孔府的飯非常好吃，一般是吃不上的。有時候也不知道資料怎么找法，很難。有一次我們到五臺山參觀，在忻州停歇，吃飯的時候，我跟忻州地委書記韓成貴聊天，我問他過去是干什么的?他說他過去是搞商業貿易的，我高興極了，我按照他給我的線索，順藤摸瓜，對邊區商業貿易的情況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再如關于晉察冀邊區的軍事工業資料，在戰爭狀況下留下的資料是很少的，我就找當時的軍工負責人，讓他說，我們記錄，這就得到了第一手資料。

搞歷史要多動腦筋，肯下功夫，你原來不懂的東西懂了，找不到資料也找到了。我從林彪事件以后在歷史系當革委會主任、當系主任，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1984年從美國訪問回來，就整天找校長，我說我一直搞黨的工作、搞行政，不能再干了，我一生都貢獻給歷史系、貢獻給南開。如果再繼續搞行政，我就沒有時間和機會搞調查研究了。我在美國蒙他拿大學講學的9個月期間，南開大學曾投票選舉我擔任副校長。我回國后，很多人寫信祝賀我當副校長。我說沒那回事。當時的校長滕維藻跟我很熟悉，他對做行政有更深的體會，他說“你看我都搞成這個樣子了，本來很想寫一篇文章，但沒有時間寫，我不能再讓你干了”。為此，我很感謝藤校長。人應該好好把握自己，市委文教部曾調我，我也堅持沒去，我就在歷史系蹲著，守著歷史系這個攤兒。當然那個時候都是工具，讓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們只在可能的范圍內把握自己的方向，鍥而不舍，才能出成果。南開大學的歷史系和化學系都很著名，化學系是在實驗室里，歷史系則必須在資料室或搞調查，這個學科需要你坐下來。馬克思如果不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就不會產生他的《資本論》。不知道《資本論》你們看過沒有，讀書要廣。毛澤東曾講，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以及國外的一些書籍都得看。北京大學有個很有名的美國史教授，他原來在人民出版社工作過，他說為了寫美國史，幾十種中外文小說、各方面的書籍都找來看。我推薦李金錚的讀書和研究方法，他買了許多名人尤其是著名學者的日記、回憶錄，他看這些人是怎么成功的，用什么方法治學。這是很好的，因為我們可以從前輩那里獲得很多經驗。李金錚現在研究鄉村史，研究中共革命，是很有名的。現在許多重要會議都邀請他，他幾乎每年都在權威刊物發表文章，譬如《近代史研究》和《歷史研究》。他研究農村借貸很有成就，這是個大問題，我跟他開玩笑：“你是借貸專家，我從你那借貸點兒吧。”他原來是河北大學的，后來復旦要他，中央黨校也要他，最近浙江大學也要他。盡管別人給他的條件很好，我勸他“你還是在南開”,系里也與他講不要走。我說，一切都應以學術為中心，南開的學術環境是不錯的。所以，他最后留了下來。

我再講我是怎么沖出國門的。

外文你們必須學好。我在北平輔仁大學(教會學校)學習過3年，其中有16個學分是在外文系拿的。有一個外文老師是北洋時期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悅良，講得非常好。我那時搞地下工作，有的課僅僅是維持，所以考試成績有的得C,甚至有的得了D。有的同學看了我的成績表后說，你的分數是C和D,成績不及格，怎么能留校?但是歷史系有兩個老師，一個楊生茂，一個黎國彬，給學生的分數都是C、D,沒有得B的。現在如果你們得到這個成績，都不會高興，但南開的特點就是嚴。你們知道南開大學為什么和北大、清華在一起組成西南聯大，你們知道這個道理嗎?我給你們舉個例子。1936年胡適代表中央研究院、北大和南開參加哈佛300周年紀念，就代表這三個單位。北大、清華的很多老師都是先在南開，后在北大、清華的。我曾對張伯苓與何廉的講話有很深的印象，何廉講張伯苓辦學成績的表現在哪里呢?英國牛津大學承認中國7所大學，其中就有南開，這說明張伯苓的辦學經驗、辦學成績已經得到國際的承認。也就是說，你到倫敦以后，不用考試，它承認你、認可你，承認你的學歷了。所以，抗戰爆發后南開能和清華、北大在一起，這是基礎。

你們翻翻五四以后的南開周報，很有意思。南開這個私立大學，一開始是開放性的，它把到北京講演的世界各國著名學者包括杜威、羅素等人，都邀請來南開演講，開拓學生的視野。幾年之內，學生能夠從各個方面來吸收知識，吸收本系和外系每個老師的優點。有的人講五四運動中斷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是新舊并存。你們翻開南開的歷史就知道，南開大學也請來當時的大儒，張伯苓還要求南開的學生人手一冊《論語》,所以不能說那時傳統文化中斷了。

從研究這個角度來講，要講獨立思想，研究學術必須有獨立的思想。大家都知道陳寅恪是典型，其實南開的何廉教授也都講獨立思想。但是任何社會，政治是中心，經濟是基礎，任何社會的研究都離不開政治。如果你的政治思想太過偏激，你這個政治就不太正確，會影響到各個方面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我們這個經驗教訓太多了。

我想，你要想你的學術站得住，觀點站得住，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那你就要盡量全面，你也要預防別人來批你，跟你爭論，在爭論過程中使自己的思維更健全。我希望你們多參與一些問題的爭論，一定要寫，我就是從爭論開始的。比如說我20世紀50年代初寫史可法，當時是個有爭論的問題，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后來鄭老鄭天挺教授，他是北大的秘書長，歷史系系主任，我們開始不認識，后來院系調整，他來南開，有一次在第一教學樓開會，休息的時候，他說，你就是魏宏運?是不是就是那個寫史可法的?我說是。鄭天挺先生是權威人士，而我當時才20多歲，得到一個權威人士的鼓勵，自然高興得很，它會鼓勵你繼續研究。由這個事例可見，任何人任何學者都是平等的，不要因為他地位高，就不敢見，不敢談，沒有必要，我多次在會上講這一問題。即使是權威人士，有時候他的看法也不完全正確。楊志玖先生講得好，陳寅恪是權威，但權威也不一定都對，他研究唐史，但他研究唐史的某個問題就不對。有一個唐史博士生給藩鎮翻了案，有的答辯委員說他的看法和陳寅恪的觀點不一樣，不能畢業。楊志玖不同意，他是非常耿直的一個人，他說權威不一定都對。馬可波羅有沒有來過中國，爭論很激烈，英國有一個學者認為沒來過，說馬可波羅是根據別人的記錄寫的，楊志玖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堅持說來過，他是根據考證得到的，他堅持自己的觀點。

歷史系有個好處，老先生都堅持自己的看法。王玉哲先生，研究先秦史的，當國內都爭論中國古史分期的時候，有堅持郭老的，有同意范老的，有的還提出其他的看法。他就不同意郭老的，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我覺得歷史系有些老師都有個性，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說楊生茂先生，搞美國史，他原來是燕京大學的，后來到美國去，是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的研究生。美國大使館常來南開，要把霍普金斯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放在南開，請楊生茂先生負責籌辦，但楊先生堅決不干。很多人都說這是南開多好的機會啊，可楊先生他有他的看法，他考慮太麻煩，而且籌建這個事情你得聽人美國的話，所以堅持不要。黨委書記、副書記找了他幾次，他還是不承擔。南開教師很有個性。

在20世紀50年代，有的說要讀歷史，就讀南開，因為當時有雷海宗、鄭天挺教授，還有一批西南聯大的老師。雷海宗先生，現在很多人都研究，美國的、澳大利亞的，都研究雷海宗。他外文特別好，講課特別好，他講課你走不了神，記下來就是一篇文章，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教育部要開兩門課，一門史學概論，一門物質文明史，全國各校都開不出，唯一南開開出來了。雷海宗講物質文明史，他講蒙古族的褲子就講了3個小時，真是有才華。史學概論呢，鄭天挺說，我是歷史系主任，我來承擔。所以說，南開這個基礎實在太好。當然，現在一批中青年都起來了，跟北大都齊名了。你們年輕人不僅要在這里接受熏陶，還應讓這樣的風氣、這樣的優良傳統傳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南開人是很愛國、愛校的，對南開是有感情的，我愛南開嘛!我們去國外，經常受到南開校友的接待。我們頭一次去美國，南開著名校友、大數學家陳省身，親自到飛機場去接我們。陳省身還給第一任南開數學系主任姜立夫，捐了一千美金，做獎學金。南開的好傳統，就得這樣傳下去。

南開大學辦學，總是花錢少，效率高。那么,南開辦學為什么這樣成功?很多人研究南開，南開有很多特點。我希望你們敞開思想，思想不敞開不行，特別是青年時期，正是思想開闊、富有力量的時期。

國外的講座一般都是幾十分鐘，然后提問題。我一言堂不好，我就說這些，我希望你們提問題。我們的學生一般很少提問題，不好意思，國外不一樣，正在講著就有人舉手了，他不同意你的看法，讓你回答。所以，做講座總是盡量準備得充分一些，平常講課也是這樣。比如我講課，講一個問題，涉及到數目字，多虧我前一天晚上認真準備了，記住了，否則就麻煩了。作為老師，如果你今天講，第二天就更正，第三天又更正第二天的，你的聲望一下子就完了。鄭老(鄭天挺)就告訴過我，他說我講了一輩子課，我明天講課，今天還得好好備課，不敢大意，有時候大意了，不光是丟面子，影響也不好，過去有的人發生過這個事情。所以，一定得認真。你們提問題，不要不好意思，我回答不出來沒有關系，我臉皮厚，我文化大革命什么都經過，我整天掛一牌子掃地、掃廁所。我被學生拉去斗，我坐“飛機”很早，天天坐幾十次飛機，我是經過考驗的，你們問什么問題都可以。

學生提問：做研究如何選題?

我剛才講過，首先要從資料上突破，從認識上突破。日本學者來華北農村做調查時說，過去別人搞的，我絕不再搞。因為沒有新的資料，沒有新的認識，文章就沒辦法做。題目要有針對性，切忌一般化。你看我在南開學報上發表的孫中山第三次北上的小標題，第一個標題是1924年北上的目的何在?第二個是歡迎孫中山盛況空前；第三是孫中山蒞津后下榻何處；第四是從張園發出的政治吼聲。這些標題都是有針對性的。有些問題提出來之后，得直接回答，這比繞圈子的題目好得多。再就是盡量多選幾個問題。有的人一生就搞一個，有的人搞幾個方面，根據我自己的經驗，研究一個方面可以深入下去，但就我個人來講，選幾個可能好一點。比如說，如果我只研究孫中山，我就可能去不了歐洲，因為他們不可能只叫我講孫中山，他還要你講華北農村調查。國內也是，很多大學我都去做過講演。你如果只做孫中山，孫中山研究又不是只有你一個學者，人家中山大學就有不少老師搞孫中山研究，出了很多書。所以，必須考慮社會需要和學術界的需要。多講一些問題，有時還擴展了自己的知識。我在美國曾經講中國的史前文化，比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他們對此很感興趣。我到河姆渡去過，我確實可以給他們講，美國學者高興極了。我在美國講學9個月，我對美國的事兒知道的多一點，我回來之后，高教出版社說根據你的經驗寫一本《中國通史》。中國當時還沒有給外國留學生使用的教科書。我們編寫之后，高教出版社出版了。本來要翻譯成外文，英文翻譯了一部分，因為一些事就停下來了。多懂一些，比只搞一個要好一些。你知識面多了之后，也有利于研究一個問題。你知識面很窄，很狹隘，就受影響。有一年我請近代史所的劉桂五來講課。他講你對著墻一直看，看不出什么。王陽明格竹坐了七天，看不出什么,所以見識要廣。

斯坦福大學有好多中國檔案。我去過哈佛幾次，斯坦福去過幾次，有時就在斯坦福住，我經常翻檔案，蔣介石、梅貽琦檔案也在那里。對蔣介石要分段來分析。在大革命時期，蔣介石任北伐總司令，這是應該肯定的。“四一二”事變后，是絕對不能肯定的。這些年有新的觀點，說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是圍繞中國的富強，就是路不同，方法不同。我想如果蔣介石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是不會這樣處理問題的，不會對日本那樣屈膝投降，把全部精力放在國內。與共產黨不共戴天，屠殺共產黨，絕對是錯誤的。在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是厲害的，能做群眾工作，發展很快。國民黨太腐化了，三青團太令人討厭了，耀武揚威，霸權思想。很多人為什么跟著共產黨，是比較的結果。我是1935年開始見到紅軍的，徐海東部通過西安附近，我覺得紅軍挺神奇的，都是十七八歲的娃娃，我很羨慕。西安事變之后，我就到生活書店，看書多了，對紅軍、對共產黨也慢慢了解了，那時候我們唱《我家在松花江上》,唱《東北義勇軍》。歌詠的力量很厲害，讓人興奮、產生救國熱情。到解放戰爭時候，北大、清華、南開各校到解放區去的人很多，我那個時候就參加冀熱察城工部工作，掌握去解放區的路線，很多人找我。我有三條路線，一條到唐山，一條從滄州過去，還有一條從北京那邊到順義。經我介紹去解放區的人很多，有復旦的，最著名的有袁木，我給他搞了假身份證，裝扮成商人，穿個袍子說是經商的。到解放區，一般的都可以過得去，帶點兒鋼筆、帶點錢，給那哨所，就過去了。當然，有的時候也被人抓住，有個朋友走唐山一條線，被抓到特刑庭。

我覺得國民黨不得人心，1940、1941年左右，我到西安去，穿的衣服不是太整潔，一進西安城門就被憲兵抓起來了，拘留在一個囚室好幾天。他們以為我是八路軍，可我不是，我就是穿得不很整潔，憲兵就把我抓起來，讓你坐監獄，太讓人反感了。所以，很對人對國民黨沒信心，都走向共產黨，知識分子都傾向共產黨。現在，有人詆毀國民黨的遠征軍，這是不對的。我恰巧有一年到云南，與云南警官學院的院長、黨委書記于燕京見面，他幫助我和內子王黎到保山騰沖去參觀，我說我們沿史迪威公路，渡過怒江，然后高黎貢山，這個一般都去不了的。我走了一趟回來，就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怎么思考怒江戰爭，我就講國民黨遠征軍不應該否定。我也訪問過南開大學的幾個人，他們當時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們去當遠征軍的翻譯官，我就訪問他們當時一些狀況，太有意思了。云南的中緬邊境，我也到了，去了以后就有內容，有針對性，你沒有去，也說遠征軍，就沒有力量。從文本到文本，文章就不活，文章要活，就需要自己去調查，把調查的內容放進去，文章就有生機了。所以，我還是老話，你們得多搞些調查，可以發現問題。

我前面講抗日根據地我是怎么開始研究的。抗日根據地資料的搜集很不容易，你要翻檔案，你要搞調查，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摸索。資料很多，得從里面再選，這與當時的經費也有關系。頭一部晉察冀財政資料是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本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后來在南開出，南開大學出版社聽說與財政部有關，他們就去財政部要錢，本來已經說好了的，后來讓我很被動，有些資料沒收集到里面，就是經費鬧的。也有鑒別和批準的麻煩，比如說，楊尚昆的講話必須經過楊辦，財政部就寫報告給楊辦，讓楊尚昆再看一遍，然后才能登，很麻煩。有的資料，看半天也不懂，有一篇文章署名趙錢孫李，趙錢孫李是什么?到處找，最后在西安發現這個人了，趙錢孫李就是一二三四。為了鑒別資料，我們編者七八個人在一個地方用了一個多月校對、更正。有人說魏宏運是搞資料的，我不服氣，我不是全搞資料的，后來我就不搞資料了，搞了兩部不再搞了，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史料我就不再搞了，本來我還可以搞。搞資料是可以的，這個是基礎，為研究鋪平道路是好事。不要小看資料，搞資料也是一種學問。咱們中文系有個朱一玄，他搞中國古代四大名著的資料，現在大家很稱贊。這位老先生一百多歲了，一輩子就搞資料。

學生提問：魏先生您好，特別榮幸聽您的講座。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看到李澤厚“告別革命”這樣一個觀點，他比較推崇漸進式改良的方式，那個時候清廷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說他舉了一個例子，在1906年到1907年的時候清廷曾經頒發過報章印刷的律例，對新聞法有促進作用，但是到現在我們國家都沒有對新聞有過法律方面的推動。革命包括從辛亥對傳統的破壞比較嚴重，所以他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告別辛亥革命，余英時先生也有這種論述。您怎么評價他們的這種看法?

我想這種提法不合適。告別不了，革命對國家民族影響這么大，怎么告別?告別革命，告別什么,前一階段有很多這樣的名詞，我都不太同意這樣的提法。文化是一代一代的傳統，孫中山思想已成為中國文化傳統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毛澤東思想已成為我們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樣。劉剛夫婦不是提“文化中國”嗎，最后能夠戰勝的是文化，他們是劉澤華的研究生，發表了很多意見。我覺得最近有些觀點很好，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離不開孫中山的革命，離不開過去，在過去的基礎上才有今天。所以，我們研究辛亥革命是為了現在，為了未來，它有很多是可以吸收的。我們承認，清朝末年維新變法有些問題提出來了，但是提出來之后有些東西并沒有執行，戊戌變法失敗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參加廣州一個會議，一個美國學者說立憲比革命好，否定孫中山，中國學者不同意，孫中山樹立革命的旗幟，為世界各國所贊成，世界各國都贊成中國搞共和國。雖然辛亥革命后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不能怪孫中山，問題很復雜的，一般革命成功后都有問題。你們看看利比亞很多內亂，都有這事，各種事情都出現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出現了很多黨派，很多黨派也沒有成功，搞議會制也沒成功，但這是過去沒有的好事。革命告別不了，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亂是另外一回事，馬敏寫過一篇文章，說辛亥革命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知道，沒有中國農村的大變動，其實毛澤東也講了。豈止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河北的野三坡知道吧，野三坡那個村直到抗日戰爭還不知道清朝滅亡，還復明，共產黨成立后才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了。孫中山也有只貶的，中山大學有個人，他抬高別人，貶低孫中山，不符合事實，中山大學很多人不理他，臺灣學者更反感。如果我們翻當時的報紙，也有對孫中山貶得很厲害的。對歷史怎么看，與你站在什么立場這個關系太大了。有些日本人很尊重孫中山。我說日本是孫中山的革命根據地，他十次到日本去，前幾年日本人發現奈良有孫中山的足跡，孫中山在那一天是怎么活動的，他很受人尊重。

中國共產黨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天安門前一直有孫中山肖像。我認為，對過去好多問題都可以討論，比如說德國的學者魏格森，她在德國接待我，她討論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大躍進”是很大的問題。最近她又在全世界選幾十個人談辛亥革命。這是一個外國的女學者，原來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漢語學得很好。外國人有錢，所以經常舉辦這些活動，討論中國問題。我告訴你們，你們將來要有機會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言要中性，不要我黨我軍。有一年在澳大利亞悉尼開會，一個中共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就說我黨我軍怎么樣。你要看參加什么會，然后再選題。我在臺灣參加研討會，我就注意選中性的課題，我寫的是抗戰時期中國開發西北的進程。我在美國百靈斯外交委員會演講，聽眾多是外交官、醫生，第二天報上刊登魏宏運講關于臺灣問題，臺灣統一是個長時間(的問題),long time,國共合作也是個long time,他說我說臺灣國是獨立的。我說你必須更正，將來人家發現魏宏運在外國亂說不行，第二天他就更正了。所以，在海外一定要注意，無論在什么場合用中性更好一點。有一年我到臺灣，臺灣政治大學七八個系主任在山上招待吃茶飯，其中有一個是在沈陽參加九一八會議認識的，我說你的文章很好，但你老是引用蔣介石，老是蔣介石怎么樣怎么樣，但他回了我一句說，你的文章里面不是也引用毛澤東嗎?后來我們再見面，都改變了，不再是他離不開蔣介石，我離不開毛澤東了。總之，我的意思還是要用中性。

現在有些人把自己說成什么都懂，我很不贊成。什么大家，什么泰斗，都是胡來，人的知識就那么一點點。

2011年10月14日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一年級博士生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