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開啟訪華前，德外長先攤牌：永遠追隨美國，中國再好也是異類

大家好，我是小漢。

德國到底想從中國這里得到什么？又怕被美國怎么看？

2026年2月2日，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在新加坡萊佛士酒店的一場演講，把這個問題的答案撕開了。

他沒有繞彎子，直接說：“無論發生什么，德國與美國的距離，永遠比與中國更親近。”

這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政治定調。

尤其在德國總理默茨即將率大型經濟代表團訪華的節骨眼上，這番話像是一記提前打好的預防針，告訴華盛頓：別誤會，我們心里有數。

瓦德富爾甚至用了更刺耳的表述：“把中國當作伙伴是天真的。”在他口中，中國不是合作對象，而是“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哪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市場持續開放、技術持續進步，在德國當前的戰略認知里，這些都不足以改變一個前提：中國是“異類”。

這場演講地點也耐人尋味，萊佛士酒店是19世紀英國殖民者的象征，當年德國商人在附近建起“條頓俱樂部”，只為做生意、賺錢、搞建設。

瓦德富爾特意提起這段歷史，想強調德國曾經的“務實”傳統。

可話鋒一轉，他又跳回意識形態話語，把中美博弈描繪成“秩序與混亂”的對抗。

這種割裂感，恰恰暴露了德國當下的真實處境：嘴上講價值觀，身體卻離不開現實利益。

訪華前先“報備”：給美國吃定心丸

瓦德富爾這趟新加坡之行，是他八個月內第四次踏足印太，頻率高得反常。

德國外交向來以穩重、克制著稱，如今卻頻頻高調亮相亞太，背后只有一個核心邏輯：向美國表忠心。

默茨計劃2月底訪華，帶的是大眾、西門子、巴斯夫等工業巨頭組成的豪華陣容。

此行目標很明確，穩住中國市場、爭取新訂單、推動技術合作。

但問題在于，美國正盯著每一個試圖“靠近中國”的盟友。

特朗普團隊已多次放風，警告歐洲不要“背地里和北京做交易”。

在這種氛圍下，德國必須提前劃清界限。

于是，瓦德富爾搶先一步，在第三方場合公開宣布：德國不會搞“等距外交”，美德關系永遠優先。

這等于是在告訴華盛頓：我們去中國，只是為了生意，不是為了戰略轉向。

哪怕美國在格陵蘭島問題上咄咄逼人，哪怕跨大西洋關系摩擦不斷，德國也不會因此“投奔”中國。

這種操作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對沖”，政界負責表態站隊，企業負責賺錢活命。

外長在前臺喊“中國是威脅”，企業家在后臺簽投資協議。

2025年，德企對華投資飆升55%，創四年新高；而對美投資卻大幅萎縮。

數據不會撒謊，德國經濟的真實重心，早已悄然東移。

但柏林不敢承認這一點，因為一旦承認對華依賴，就會被美國視為“不可靠盟友”，可能面臨技術封鎖、市場限制甚至安全邊緣化。

所以，瓦德富爾必須用最直白的語言，把德國的政治忠誠“釘死”在美國這邊。

哪怕這種忠誠看起來有點卑微，甚至自相矛盾。

政界畫紅線，企業闖紅燈

德國政界和商界在對華問題上的分裂，已經到了幾乎公開的地步。

一邊是外長在新加坡宣稱“中國不是伙伴”，另一邊是德國工業聯合會反復呼吁政府“不要妖魔化中國”。

德國經濟部長私下承認：“失去中國市場，德國制造業將陷入長期衰退。”

連德國央行行長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盡管他抱怨中國電動車“沖擊太大”，但德國車企若想實現電動轉型，根本繞不開中國的電池供應鏈和制造能力。

這種割裂不是偶然，德國經濟結構決定了它無法真正“去風險”。

中國不僅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更是全球唯一具備完整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和快速迭代能力的經濟體。

德國的機械、汽車、化工等支柱產業，高度依賴中國提供的中間品、終端市場和創新場景。

比如，大眾在中國的銷量占其全球近40%；巴斯夫湛江基地投產后，將供應整個亞太市場；舍弗勒、博世等隱形冠軍，早已把研發團隊搬到上海、蘇州。

可政界偏偏要逆著這股潮流走，默茨政府上臺后，加速推進“去風險化”政策，限制對華關鍵技術出口，審查中資并購，甚至推動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

這些舉措看似“強硬”，實則傷及自身，2025年，中國對德汽車進口量明顯下滑，寶馬一年少賣10萬輛，直接拖累德國GDP增長預期從1.3%下調至1%。

問題就在這里：政客可以靠反華言論贏得國內選票或美國認可，但企業主必須面對賬本。

當工廠開工率下降、訂單減少、利潤縮水時，再漂亮的外交辭令也救不了飯碗。

所以，盡管瓦德富爾嘴上說得硬，德國企業依然在用腳投票，錢往哪里流，心就往哪里偏。

這種“政冷經熱”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因為德國既不敢得罪美國，又離不開中國。

于是只能采取“雙軌策略”：政治上緊跟華盛頓，經濟上繼續深耕北京。

只是這種走鋼絲的做法，越來越難維持。

一旦中美沖突升級，德國將被迫做出真正選擇，到那時，光靠“表態”就不管用了。

困在舊夢里的德國，正在錯過新世界

瓦德富爾反復強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仿佛這套秩序還在正常運轉。

但現實是，這套秩序的基石美國自己已經不再遵守規則。

從單邊制裁到長臂管轄，從退群毀約到強推“美國優先”，華盛頓的行為越來越像一個霸權維護者，而非規則守護者。

德國對此并非視而不見，瓦德富爾自己也說：“最強者的權利，正取代權利的力量。”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美國現在只認實力，不講道理。

可即便如此，德國還是選擇繼續抱緊美國，為什么？

答案藏在德國精英的認知結構里，二戰后的德國，是在美國軍事保護、馬歇爾計劃援助和西方價值觀體系中重建起來的。

整整兩代政治人物，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歐美一體，民主自由是文明的頂峰，非西方國家即便富裕，也只是“沒有靈魂的巨人”。

這種思維慣性極強，哪怕現實已經天翻地覆，他們仍本能地把中國歸為“他者”。

但世界早就變了，新加坡外長維文在瓦德富爾演講后直言：“過去80年的世界秩序已經明確結束。”

這句話不是悲觀，而是清醒。

亞洲國家不再幻想有一個“世界警察”替自己兜底，而是轉向多元平衡、務實合作。

東盟國家既歡迎中國投資，也深化與美國安全合作；澳大利亞一邊采購美制武器，一邊擴大對華鐵礦石出口。

它們不糾結“價值觀是否一致”，只關心“利益能否兌現”。

德國卻還在原地打轉，它想拉攏新加坡、新西蘭這些“中間國家”，共建所謂“歐洲標準”，抗衡中美技術體系。

可問題是，這些國家根本不打算選邊，它們要的是自主空間，不是加入另一個陣營。

德國在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等關鍵領域，已明顯落后于中美。

僅靠價值觀口號，拉不起一支能與中美競爭的技術聯盟。

更危險的是，德國把“價值觀”當成遮羞布，掩蓋自身戰略能力的不足。

它沒有獨立防務能力，年產豹2坦克不到40輛；它沒有全球投送力量，連非洲維和都依賴法國；它在數字領域被中美甩開，連本土AI大模型都拿不出手。

在這種情況下，高談“人權”“法治”，除了自我安慰，毫無實際作用。

真正的出路，其實是放下身份執念，回歸務實外交。

中德在綠色轉型、高端制造、循環經濟等領域仍有巨大合作潛力。

中國“十五五”規劃強調擴大內需、升級產業鏈，正好對接德國的技術優勢。

如果德國能把對華政策從“防范風險”轉向“創造機會”，完全可能在新全球化中找到新定位。

可惜，瓦德富爾們的思維還停在冷戰結束之初，他們害怕變化，更害怕失去“西方代表”的光環。

于是寧愿自我設限，也不愿承認：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那個需要仰視德國技術的追趕者，而是能定義未來規則的平等參與者。

默茨的訪華，或許能帶回一些訂單和合作意向。

但只要德國政界繼續把中國視為“異類”，中德關系就只能停留在“有限合作、高度戒備”的低水平狀態。

瓦德富爾的新加坡講話，看似堅定，實則暴露了德國的戰略焦慮：

既無力主導歐洲，又不敢脫離美國，還想保住中國市場，結果哪一頭都抓不牢。

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多極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靠“站隊”贏得未來。

真正有遠見的國家，是在變局中尋找新支點，而不是在舊夢里反復確認自己的身份。

德國若繼續沉迷于“西方道德高地”的幻覺，最終可能發現：

當別人已經建好新房子時，自己還在忙著砌一堵沒人需要的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