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廬山會議鄧華受波及后，向沈陽軍區提出一請求，賴傳珠：難辦

1965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成都的雨下得瓢潑，鄧華被突如其來的通知叫回招待所開碰頭會。廳里的黃燈閃爍，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低聲提醒：“彭總可能來四川，你有什么想法？”鄧華沉默數秒，輕輕吐出一句：“還是把我調開吧。”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再牽連更多人。雨水拍打窗欞的聲音，把他拉回六年前那段始終揮之不去的記憶——一張簡單的請調清單與兩支手槍，既沉甸甸，又燙手。

時間撥回1959年7月。廬山會議進入膠著期，關于“大躍進”的爭論愈演愈烈。7月23日晚，鄧華在宿舍里翻閱《戰例研討》，門突然被推開，有人小聲告訴他：“彭總的意見被定性為‘右傾’，風向不妙。”這一句提醒，讓身為沈陽軍區司令員的他心里咯噔一下。8月初，會議塵埃落定，彭德懷被免的決定傳到東北，緊接著，鄧華也接到撤職命令——從此不再掌管百萬雄師，而是“待分配”。

收拾行裝那天是9月8日，沈陽已略帶寒意。鄧華把要帶走的物件列成清單遞交軍區機關：衣物一箱，書籍一箱，文件若干，外加“自衛手槍二支”。這兩支槍來頭不小：一支是也門王子1956年送的意大利貝瑞塔，另一支是1957年蘇聯國防部贈送的托卡列夫。照軍內規矩，離職干部不得私帶武器。政委賴傳珠翻到這條時皺眉：“老戰友，這條真夠棘手。”身旁的陳錫聯接過紙條，想了想：“槍是人家禮物，象征意義大，再說鄧華的上將軍銜還在。真卡著不讓帶，既不近人情，也不利于今后工作。”幾人交換眼色，最終決定默許。賴傳珠嘆了一句：“算了，讓他帶吧，先把槍封存，等他復出再說。”清單被批了“準予攜帶”，但批條只存檔不外傳，這才避免了更大的麻煩。

1959年10月，鄧華到北京報到。臨行前，他對隨員輕聲囑咐：“槍放最底層，別顯眼。”列車穿越北大荒，車窗外草木漸黃，他卻沒工夫感懷，一心琢磨新的崗位。兩周后，中組部通知：調往四川省，任副省長。軍人出身的他一句怨言也無，只說了四個字：“照拂老區。”到成都后，他常背著挎包下鄉，跑水電、看堤壩、問糧情。地方干部聽說他當過志愿軍副司令，先是拘謹，后來發現這位副省長說話直白、愛蹲炕頭，氣氛很快活絡。

1965年深秋，彭德懷奉命來川主管三線建設。消息在小范圍傳遞，鄧華心里五味雜陳。那一夜，他和廖志高的對話不過寥寥數句，卻透出濃重顧慮。能否相見？見了是否再惹是非？答案誰也給不了。半個月后，彭德懷抵成都，被安排在永興巷七號。一天午后，彭總出了院門，走到半途又折回。他對警衛員笑了笑：“算了，不去了。”沒人提起目的地，但大家都懂——那是鄧華的住處。兩位上將面對同樣的風雨，選擇了沉默。

1966年起形勢陡轉。鄧華被隔離談話，原本封存在家中的兩支手槍被登記收繳。他沒有爭辯，只交代：“好好保管，別丟。”十年里，他先后到工廠、農場“接受再教育”。有人問他怕不怕？鄧華擺手：“活著就有機會，別怕。”一句話，說得云淡風輕。

1976年秋，“四人幫”被粉碎，局勢撥云見日。翌年8月，軍委任命鄧華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重返綠軍裝。重入闊別多年的作戰研究室，他第一件事是把退伍期間的讀書筆記攤在桌上，補習導彈技術、電子對抗，“得跟上趟，別讓人說老將跟不上時代。”同僚看他白發添了不少，卻依舊雷厲風行。

1978年12月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鄧華鄭重提出平反請求。文件流轉、調查取證、層層簽批，一年多后，中央正式發文澄清歷史。收到通知時，他已因肝病住進301醫院。病榻前，洪學智握著他的手，剛說了句“老鄧，好消息”，他眼眶就濕了。“還想再做點事，可惜……”聲音微弱，卻依舊鏗鏘。

臨終前，浦安修帶來一只磨得發暗的金質煙盒，上面有一行淺淺的刻字：1928—1959。她輕聲道：“彭總讓我們一定交給你。”鄧華撫摸著煙盒，良久未語，只是把它放在枕邊。1980年7月3日清晨，伴隨著微弱的蟬鳴，這位戰功卓著卻命途多舛的老兵走完了70年的跋涉。病房桌上，那只曾在朝鮮戰地傳遞過香煙與戰局的金盒，靜靜閃著暗金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