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歷翻回1975年,那是個挺微妙的節骨眼。
在那段日子里,不少賦閑已久的老將終于盼來了復出的機會。
這幫在冷板凳上坐了好幾年的老兵,早就憋壞了,那是久旱盼甘霖,別管官大官小,只要能干活,誰還挑肥揀瘦?
拿陳再道來說吧,這位以前可是威震一方的大軍區一把手。
復出的時候,上面給的位子是副司令員。
從正職變副手,還得聽人指揮,換個心氣高的,沒準兒就得撂挑子。
可老將軍想得通透:副職咋了?
有仗打、有兵帶,總比在那四方墻里發呆強。
于是,背包一打,報到去了,半點磕絆沒有。
就在大伙兒都恨不得插翅膀飛回部隊的時候,有個人的反應卻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人就是向守志。
組織上給他的不是什么副職,而是實打實的一把手——第二炮兵司令員。
這可是掌管“國之利器”的導彈部隊,也就是如今火箭軍的前身,分量有多重,懂行的都知道。
照理說,歇了七八年,突然砸下來這么個金飯碗,換誰不得樂得連夜上任?
可向守志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不光沒立馬答應,反而在那兒磨蹭上了。
這一磨蹭,就是四個月。
從接到通知到最后走馬上任,中間空了這么久。
旁人看著著急:這是嫌廟小?
還是想跟上面討價還價?
其實都想岔了。
要把當年的形勢掰開了揉碎了看,你就能明白,向守志這番“拖延”,恰恰顯露出了一個職業軍人頂級的清醒。
他要接的這個位子,哪里是餡餅,分明是個燙手的火炭。
咱們先瞅瞅當時的二炮是個啥光景。
早在1974年冬天,葉劍英元帥就給向守志交了底。
葉帥的話說得很直白:現在的二炮,亂得很。
山頭林立,派系斗得烏煙瘴氣,誰也不服誰,一大堆爛賬根本推不動。
這就是擺在向守志面前的第一道坎兒。
二炮這支隊伍,名義上1966年就建起來了。
當年向守志雖說是首任司令,可陰差陽錯,任命書下了,人卻沒到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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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年間,主要是政委李天煥、吳烈他們在維持。
換句話說,這攤子鋪開了九年,向守志一天沒經手過。
現在讓他回去收拾殘局,面對的是一張盤根錯節的人情網和一堆理不清的亂麻。
更要命的是第二道坎兒:技術斷層。
向守志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跟葉帥掏心窩子說:我這都脫離部隊七八年了。
二炮不比步兵,那是玩高科技的。
這幾年導彈技術日新月異,我這老腦筋要是跟不上趟,去了不僅瞎指揮,搞不好還得捅婁子。
他當時提了個折中法子:去也行,但我干個副手,讓懂技術的內行當司令,我給人家打配合。
這不是裝樣子,這是對戰爭負責,是極度的理性。
當主官的要是成了門外漢,在二炮這種技術密集型單位,別說服眾,真要出事就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可姜還是老的辣,葉帥心里的算盤打得更精。
為啥非向守志不可?
葉帥手里攥著三張王牌,張張都能說服人。
頭一張,戰功壓陣。
向守志那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在15軍從師長干到軍長,那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威望。
第二張,肚里有墨水。
1957年,人家在高等軍事學院正經深造了三年。
在那個年代,這種高學歷的將領,打著燈籠都難找。
第三張,也是最絕的一張——他是“祖師爺”。
當年從學院畢業,向守志就去籌建二炮學校當了校長。
那是二炮干部的孵化基地。
后來組建二炮部隊,大批的中高層領導、技術大拿,往根上刨,全是他的學生或者老部下。
面對當時那個“誰也不服誰”的爛攤子,空降個外人肯定鎮不住場子。
唯獨向守志去,既有老校長的恩威,又有實戰派的硬氣,這幫“刺頭”才肯乖乖聽話。
所以葉帥咬死了:這活兒,非你莫屬。
話雖這么說,葉帥也沒硬逼,看出了他的顧慮,便留了個活扣:“別急著表態,回去琢磨琢磨,想好了再說。”
這一琢磨,就是一百多天。
這期間,向守志是在做心理建設嗎?
不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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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看,他其實是在等風來。
局勢最亂的時候一頭扎進去,手里沒尚方寶劍,周圍環境沒清理干凈,那就是去當炮灰。
轉機在1975年出現了。
這一年,全軍上下開始了大整頓。
特別是各大單位的政委進行了一次大換血,目的就是整治班子軟弱渙散的毛病。
對向守志而言,這就是一直在等的“東風”。
政委一調動,原本鐵板一塊的利益圈子就被撬開了,外圍障礙掃清了。
有了這個大環境,再去整治二炮內部的派系,手里的刀才好往下切。
最后推他一把的,是總參副總長胡煒。
胡煒這回沒再客氣,電話直接打過來,就倆字:“上任!”
這指令一下,說明回旋的時間到了頭,也說明組織給的支持都已經到位了。
向守志再沒二話,立馬走馬上任。
后來的事實擺在那兒,他這幾個月的“拖延”太值了。
他不僅穩住了二炮的陣腳,還把這支年輕的高技術部隊帶上了正軌。
當年那些學生、部下,在他手底下重新擰成了一股繩。
更有意思的事兒還在后頭。
幾年后,向守志在二炮干得風生水起,突然接到調令,讓他去南京軍區當副司令。
從二炮的一把手,平調去當副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在級別上算是“高職低配”。
按常理推斷,當初升官你都要猶豫四個月,這回降職使用,還不得鬧點情緒?
結果呢?
向守志二話不說,打起背包就去了南京,執行命令堅決得很。
這前后一對比,老將軍的境界全出來了。
1975年那是猶豫嗎?
那是怕自己能力不夠、怕耽誤國家大事,是對職位的敬畏。
后來的干脆利落,是不計較個人得失,只要黨需要,正副無所謂,這是對信仰的堅守。
他在南京軍區先干副手,后來又扶正,一直干到1990年才退居二線,給軍旅生涯畫了個圓滿的句號。
再回看1975年那空白的四個月,那絕不是優柔寡斷。
那是一個清醒的指揮官,在踏入戰場前,對局勢、對自己最負責任的深思熟慮。
在那個復雜的年代,敢于接令是勇;敢于在巨大的誘惑面前說“慢點”,通過評估風險來確保勝利,那才是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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