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逝世20年后，李訥聯系上徐龍才：爸爸生前交代，我要見你一面

1996年3月12日下午四點，北京老干部局的總機接通了山東濟南的一部灰色辦公電話。一個女聲急切而禮貌：“請問，是徐龍才同志嗎？”短短一句，把徐龍才從文件堆里“拽”回過神來。掛斷電話前，他已確定第二天一早動身進京，因為那位自報姓名的來電者叫李訥。

火車奔馳在津浦線上，車窗外是翻耕過的早春田野。徐龍才隔著玻璃，仿佛又看見35年前的自己——二十五歲，剛剛接到調令進駐中央警衛團干部大隊一中隊。那一年是1961年，他的代號重新編號進了“8341”。一中隊里流傳一句話：人到崗，影子就要黏在首長腳邊，半步不能差。這句行話，幾乎塑造了徐龍才此后全部的職業習慣：沉穩、低調、不留尾巴。

抵京已是夜里。老干部中心的走廊燈光并不明亮，但那張熟悉的面孔還未出現在視線中，先有一個溫柔而堅定的聲音：“徐隊長，好久不見。”李訥微笑著迎了上來，眼眶卻明顯泛紅。她緊緊握住徐龍才的手，“爸爸在世時叮囑我們，有恩的同志，一定要找到他們。”

握手的瞬間，很多畫面被拉回到1965年初夏的井岡山。那趟特殊任務里，徐龍才奉命護送護士羅麗華回贛南老家。由于抵達茨坪比主席專列早了一天，兩人被接待處“客氣地留觀”了一夜。第二天審查清楚，江西省公安廳處長魯毅笑著說句“是保護不是軟禁”，大家才算輕松下來。這一小插曲，后來竟成了毛主席茶余飯后的談資。主席幽默：“聽說你們倆讓同志們誤當偵察兵了？”一句玩笑，宿營大廈里笑聲一片。

當年五月底，重上井岡山的集體合影里，主席忽然把徐龍才拉到右手邊。照相機快門嘀嗒一響，這位年輕警衛的神情又敬又怔；幾十年后再看照片，仍能感到那股措手不及的暖意。領導與身邊人，隔著的是原則，不隔心。

李訥請他坐下，卻先遞上一張九宮格劃分的“行程表”——密密麻麻寫著已經拜訪過和準備拜訪的老同志名字。她輕聲解釋：“二十年里，我們一直在找人。有的人已經不在了，爸爸的囑托，能完成一點是一點。”說到這，她略微停頓，抬頭詢問，“徐隊長，您身體還好吧？”這一問，讓徐龍才想起1970年李敏回京探父時，他曾陪她到警衛連食堂。一頓四菜一湯，李敏結賬時硬塞給司務長一角五分和兩張糧票，不收還不行：“我爸爸從來不給人添麻煩，我也不能破例。”規矩，其實就是家風。

毛主席對子女、對警衛、對任何工作人員的要求，核心始終只有一個：節儉。釣魚臺住七天結賬17塊5，一分不少；住進外省賓館，自帶臉盆水杯；下鄉考察，隨行最多的是書，最少的是行李。徐龍才記得，1962年底長時間不吃肉，主席腿部浮腫。醫囑加餐，他卻把肉菜推得老遠。解釋很簡單：“全國還有很多人吃不上，咱們能忍。”那種篤定，直接寫進了8341部隊的口頭箴言：不給群眾添一針一線的麻煩。

對下屬，毛主席另有一套“體育學習課”。1969年秋，中南海一中隊在武漢同地方警衛打籃球，首戰輕松取勝。主席聞訊后淡淡提議再賽一次，“友誼第一”。第二場他親自到場，本想讓北京隊適當示弱，誰知青年人爭勝心盛，仍然贏了五分。散場后，他順湖而行，沉默近半小時，才緩聲提醒：“客隨主便，要學會尊重。”自那天起，“客隨主便”被一中隊手寫進辦事規程。

在老干部中心的會議室里，李訥把一張老照片遞到徐龍才面前——正是1966年2月梅嶺散步時的那張，主席與羅麗華坐椅上，徐龍才站在右側。泛黃的相紙壓在透明薄膜里，邊角磨損可見歲月。李訥補上一句：“那次照片，是爸爸親自選的底片。”

夜色漸深，李訥要去看另一位老同志。臨別前，她把寫有聯系地址的小紙條塞進徐龍才外套口袋，“以后常通信”。徐龍才點頭，卻忽然想到一樁往事：1976年秋，護靈車隊駛離中南海，警衛們含淚敬禮。那天結束，他默默卸下臂章。時代翻篇，他回到山東軍區，再后來轉業到濟南賓館，身影融入最普通的崗位。若不是這通電話，許多記憶恐怕永遠沉在心底。

送李訥上車后，夜風吹動街邊梧桐。徐龍才抬頭，天邊隱約可見北斗。井岡山合影里那抹燦爛陽光、武漢賽場旁那片初冬湖水，在這一刻突然串聯成線。人事變遷，光影猶存。李訥的那句話回響耳畔：“有恩的同志，總要見上一面。”一輛黑色轎車駛遠，尾燈穿過長安街的微雨，帶走了喧囂，也留下許多靜默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