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雖是上將，離休待遇不如中將，戰爭年代甘當配角，以大局為重！

一九八二年深冬，北京西長安街西側的那棟灰磚小樓格外安靜。總政干部部辦完一位離休軍人的手續，窗外寒風呼嘯，屋內卻充滿疑惑——檔案上明明寫著“海軍副司令員，上將軍銜”，可批示里的待遇卻赫然是“正兵團職”。年輕參謀小聲嘀咕：“怎么會比中將還低？”旁邊的老秘書嘆了口氣，只留下半句，“老王這輩子，一直都是這么個性子。”

王宏坤，一九零九年冬生于鄂東大別山腹地的黃安。當年這片紅色熱土幾乎家家出赤衛隊，十七歲的他挑著一口破鐵鍋，背著兩捆稻草，跟著紅一師翻山越嶺。土槍、梭鏢、竹竿都能拼命，這位出生貧苦的少年很快在連隊站穩腳跟。到一九三一年冬，他已是紅四方面軍十二師的連長。

早年紅軍內部派系林立。王宏坤跟隨的，是以徐向前為主將、陳昌浩為政委的四方面軍。長征途上，他指揮過的防御戰屢次救下大部隊，特別是巴山大雪封山那一次，僅用一個連就拖住了幾倍于己的川軍，掩護了主力過江。將士們回憶：那晚槍聲斷斷續續，王連長每隔十幾分鐘就舉槍射擊一次，“讓兄弟們心里有底”。也正是這份膽識，讓他在二十七歲便當上了師長。

全面抗戰爆發，中央根據地早已分散，冀南成了兵家必爭。王宏坤奉命北上，給宋任窮、陳再道當副手。有人打趣：“堂堂師長，跑去當副？”他搖了搖頭，“打日本鬼子要看整體，不是看誰頭上那條杠最粗。”粗陋的村口炊煙里，這位湖北漢子把自己硬是調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的“螺絲釘”。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解放戰爭帷幕拉開，劉伯承、鄧小平在鄭州東郊召開簡短會議，決定主力四出破局。晉冀魯豫軍區須留下“壓艙石”。薄一波想起王宏坤，遞上一紙任命：副司令員兼六縱司令。沒過幾個月，新布局又有調整，六縱連同主力南下，他被點名留守后方，擔任軍區副司令專管支前。旁人看他升職落職如走馬燈，心里替他不平，他卻只是嘿嘿一笑：“有人蹚路，就得有人留守。”

轉折出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晉冀魯豫軍區抽調地方武裝組建十縱，準備押送大批南下干部突進桐柏山。部隊新、兵源雜，戀鄉情緒濃得像掛面，一旦崩潰便是滿盤皆輸。會上，劉伯承忽然放下茶碗：“老王，你敢不敢去？”王宏坤起身答：“命令已下，我服從！”沒再爭一句。那年，他三十八歲。

帶著十縱翻越伏牛、渡過漢水，他用土辦法解開兵心。行軍路上，他讓湖北、河南兵各帶一把鄉土，裝進布袋掛在腰間：“走到哪兒都知道自己從哪兒來。”軍心就這樣被穩住了。桐柏根據地很快有了雛形，劉鄧大軍外圍的糧秣、轉運、醫院都能就地解決。河南老鄉后來回憶：“要不是王司令咬著牙硬抗，南線哪能有那么快的補給！”

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十縱時而獨立支隊，時而配屬二野，仗打得并不耀眼，卻把交通線守得鐵桶一般。勝利慶功的請功名單里，王宏坤沒給自己提字。他的解釋依舊簡單：“大功在主力，我不過做了分內事。”此言一出，連劉鄧二帥都笑了：“這才像老王！”

新中國成立后，海疆告急。中央決定擴建海軍，一九五零年四月，王宏坤隨海軍初創骨干進駐青島，掛職副司令員。海上作戰對陸軍將領是門新課，他豁出去鉆戰例、看圖紙，常年穿著那件舊灰棉衣在碼頭轉悠。有人好奇：“堂堂上將，何苦整天油污不離身？”他抿口茶，“以前打仗是爬山涉水，現在打仗得會搖旗，也得會開船。”

軍銜制恢復后，他被授予上將，位列第一百零五席。論資歷，這枚金星絕不過分，但他始終保持低調。大運動席卷軍隊時，他卷入海軍內部的派性旋渦，與李作鵬、張秀川關系緊密。風頭正盛的那些年，外界傳言“海軍三駕馬車”大權獨攬，他在會上卻常說一句，“我是干過山里游擊的，知道槍口朝外”。九一三事變后，昔日伙伴被停職審查，他的政治履歷被細細翻檢，交待、檢討，夜深人靜的海軍招待所燈光常亮到凌晨。

一九七七年初，中央整頓開始。有關王宏坤的“一線問題”被認定為嚴重失察，隨后免去其職務，降為正兵團級等待組織安排。絕大多數人以為，這就意味著前途盡失。可他對身邊值班員說，“能留下條命就不錯，還計較啥帽子？”

八十年代初，離退休制度正式推開。人們以為他會憑上將軍銜劃入大軍區正職，卻等來了正兵團的批復。小院里，老戰友陳再道曾去探望，見窗下晾著一件褪色的舊軍衣，調侃道：“老王，咱們是上將，你別太寒磣。”他擺手笑，“這身衣服，打了幾十年仗，陪我最久，離休也得帶走。”

有人說他可惜，從紅四方面軍一路拼殺到北京，卻在暮年落個“降級”收場。可若細數履歷，幾次主動請纓當副手、讓位、帶新軍、開荒地，無一不是危急關頭的背影。或許，這正是他心里那本賬：勝負歸全局，功名讓后人。

一九九三年三月，王宏坤因病在北京醫院離世，享年八十四歲。靈車緩緩駛出阜成門那天，春寒料峭，路邊不少白發老兵自發舉拳敬禮。有人耳邊隱約聽見輕聲一句：“老王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