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他被大軍區副司令兼兵團司令，作退休處理，長期掛職？

1953年仲夏，新疆瑪納斯河岸邊灰黃沙土被翻得瓣瓣開花，機耕拖拉機響聲震耳。一位身著舊軍裝、胸口別著上將一級勛表的老人，舉著望遠鏡盯著方才灌滿水的棉田，輕輕點頭。烈日烘烤下，他的白發貼在額頭，卻執拗地站了整整兩小時。圍在旁邊的兵團戰士悄聲嘀咕：“咱們這位老司令，比年輕人還拼。”

若只看年齡，很難相信他還在一線指揮。陶峙岳，此時已六十出頭，是當年新疆和平解放的關鍵人物，也是新中國開國上將里最年長的一位。和董其武、陳明仁并稱“三位起義將軍”，不同的是，陶峙岳身兼大軍區副司令與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名義高，大權卻攏在生產一線，他自己常說：“打完仗就得種地，這才算真正保疆固邊。”

回溯更早，1949年9月25日，烏魯木齊和平起義成功。此刻的陶峙岳已經63歲，早年在湘西剿匪、抗戰前線摸爬滾打，槍林彈雨里熬出了硬脾氣。周恩來與鄧寶珊代表中央與他促膝長談，整整三夜。最終，陶峙岳選擇帶部隊倒戈。有人私下揣測他是“明哲保身”，實際上他最在意的是那句承諾——“新疆各族百姓不再流血”。一句話，道破老將軍的斤兩。

建國初期，西北局報請中央，建議成立“農墾總指揮部”模式。毛澤東點頭后批示：新疆先行。于是1954年2月，兵團掛牌，陶峙岳又多了頂“農墾總指揮”帽子。他不喜歡空話，每天拄著拐杖在田埂查苗情。塔里木河上第一條干渠開挖時，他站在堆滿石渣的工地對工程師說：“水到，沙就鎮得住。”簡單直白，卻擊中要害。兵團后來在輪臺、阿拉爾陸續試種“中長絨棉”，初步畝產兩百多斤，新疆由此折射出新的經濟光影。

時間推到1964年。國家整體布局進入“三線建設”階段，大批野戰軍骨干奉命換崗支援后方，兵團也在名單里。丁盛、裴周玉、李荊山相繼空降。紙面上是“優化班子”，實際上就是中央要讓年富力強者接棒。陶峙岳72歲了，心里明白這是趨勢，嘴上卻不肯輕松：“兵團打的是一個長期仗，年輕人來了好，但得懂這里的泥沙風向。”

到任第一周，丁盛隨他下團場，兩人踩著沙丘看沙棗林。老將軍拍著丁盛胳膊：“年輕，能跑，就多跑。”眼見無人處，他壓低聲音加句玩笑，“老驥伏櫪，也得有人遞鞭子吧。”丁盛呵呵一笑，“首長放心。”寥寥數語，卻是交棒暗號。

然而兵團內部的情緒并未馬上消散。許多老兵團員憂慮升遷無望，把矛頭對準新班子；新來干部又不熟生產流程，對口都靠學。雙重矛盾在1966年風高浪急時迅速放大。陶峙岳被尊為“老起義”，組織上決定讓他“暫不具體分管”，位置仍在，權力收手，掛職局面由此形成。大軍區副司令、兵團司令雙頭銜——聽著威風，實則是“名譽崗位”。

1967年1月，新疆軍區主要領導被召回北京“匯報工作”。自治區局勢撲朔迷離，中央緊急電話直通吐魯番指揮所。“必須保證兵團生產不斷線。”指令一錘定音。同年5月通知下來：裴周玉任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任兵團第二司令、黨委第三書記。全國范圍內，軍事主官設置“第二司令”僅此一例，足見特殊。官方文件又補充一句：“陶峙岳因年邁，可先行休整，待機統一安排。”對熟悉軍隊序列的人而言，這句話已等同“退休處理”。

外人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波瀾暗涌。掛了兩年虛職后，1968年10月，中央軍委命令正式下達：免去陶峙岳一切現職，享受上將離休待遇。彼時他已76歲，身軀略佝僂，卻仍常在晨練時背手踱步，低聲念著湘軍教練場以前的號令，仿佛日暮但仍帶金色余暉。

卸任后，陶峙岳未即刻返鄉。直到1973年，身體愈發不支，醫生建議遠離干燥，家人陪他遷回湖南長沙。父母墳塋早已草深，他站在松柏間，沉默良久，只吐五字：“終究落葉歸根。”從此深居簡出，不參加公開活動，偶爾給新疆寄去親筆信：“棉花如何？水渠可固？”八個字，還是那片戈壁情結。

1988年冬，他病重住院。探視的舊部低聲問：“司令，還想去新疆看看嗎？”老人微微搖頭，半晌輕語：“去不得了，夢里夠了。”兩個月后辭世，享年九十有二。按他生前遺愿，沒有舉行大型追悼會，只一束新疆棉花放在靈前。一段傳奇戛然而止，卻也留給后人琢磨：在大時代激流里，選擇與擔當往往只隔一念，而掛職與掌印，不過浮沉兩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