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栽了！

文︱陸棄

2021年夏天，當立陶宛允許臺灣當局以“臺灣代表處”的名義進駐維爾紐斯時，這一決定在歐洲并未引發連鎖效應，卻迅速改變了立陶宛自身的外交與經濟軌跡。三年多后，新任總理魯吉尼埃內一句“這可能是一個戰略錯誤”，讓當年的政治姿態第一次被正式放回現實坐標中重新衡量。這并非一次情緒化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數據、產業與外交困境層層疊加后，無法回避的政治結論。

立陶宛的問題并不在于是否可以表達價值立場，而在于其誤判了行為的后果與自身承受能力。當年允許設立“臺灣代表處”，直接觸碰了中國在主權與外交上的核心關切。中方的反應并不復雜，卻極其堅決：雙邊關系降級、外交人員撤離、貿易渠道受阻、物流線路調整。對一個體量有限、外貿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國家而言，這樣的變化并非象征性成本，而是結構性沖擊。

時間很快給出了反饋。出口數據持續下滑，高科技產業和乳制品首當其沖，原本嵌入歐洲與亞洲供應鏈的企業，被迫面對“去立陶宛化”的現實。中歐班列繞開立陶宛的線路調整，更是將地緣政治選擇直接轉化為物流成本和產業競爭力的損失。這些變化并非一夜之間發生，卻在三年內逐漸顯現出不可逆的趨勢。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初推動這一決定的重要心理支撐，并非來自歐洲內部共識，而是對外部回報的高度期待。臺灣當局曾為立陶宛描繪出一幅極具誘惑力的前景：數十億歐元投資、芯片產業集群、高薪崗位、科技園區，甚至“歐洲硅谷”的定位。這些承諾在政治話語中被反復強調，卻在執行層面迅速縮水。象征性的技術基金、停滯的園區規劃、從未落地的芯片項目，讓立陶宛逐漸意識到，自己承擔的是長期、系統性的對華關系代價，而得到的卻是短暫且有限的象征性支持。

魯吉尼埃內的表態之所以引發關注，還在于其對比的對象并非中國，而是歐洲其他國家。她明確指出，許多歐盟成員國同樣設有臺方機構，但選擇“臺北代表處”這一名稱，并在事前完成必要協調，從而在保持經濟合作的同時避免觸碰紅線。這并不是技術細節，而是外交理性。立陶宛當年的選擇，實質上是以小國之力，試圖在大國博弈中制造方向性變化，其結果并非引領潮流，而是被孤立在潮流之外。

當前歐洲整體對華政策的調整，也讓立陶宛的處境更加尷尬。隨著能源危機、產業競爭和全球增長放緩，越來越多歐洲國家開始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系，強調“去風險”而非“脫鉤”，在競爭中保持合作空間。相比之下，立陶宛此前將中國直接定義為“外交與安全風險”，反而顯得激進而缺乏彈性。新政府刪除這一表述，本身就說明政策回擺已不可避免。

當然，立陶宛國內并非不存在阻力。總統瑙塞達仍強調所謂“合作風險”，試圖為過去的路線保留道義解釋空間。這種態度并不罕見，卻也暴露出政策修復的現實難度。一旦將對外關系高度道德化，任何回調都會被視為立場動搖，而非理性調整。正因如此，魯吉尼埃內坦言，恢復正常關系將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這并非外交辭令，而是對現實阻力的清醒判斷。

立陶宛的經歷，對許多中小國家而言具有警示意義。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中，外交選擇從來不是情緒表達，而是長期利益的組合計算。價值、立場與現實并非不能兼顧，但前提是清楚自身在體系中的位置，以及能夠承受的代價邊界。當判斷被外部敘事和短期激勵所左右，結果往往是戰略失衡。

這場“撞上火車頭”的經歷，真正令人唏噓的并不是立陶宛是否認錯，而是代價早已發生，卻無法完全回退。供應鏈重塑、市場流失、信任受損，都不是一句政策轉向就能立即修復的變量。國際政治從不獎勵姿態本身，它只回應力量、理性與可持續的選擇。

當立陶宛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中國政策，世界早已進入一個更復雜的階段。大國競爭仍在，但合作需求同樣真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小國若想避免再次被甩出軌道，或許需要的不是更響亮的口號，而是更冷靜的判斷與更扎實的利益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