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文化觀察丨收音機：聲波里的時光記憶

新華網北京2月6日電

新華網記者 李欣 王坤朔

對身處數字化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收音機已經是遙遠的回憶。時間回溯幾十載，這一被親切地稱為“戲匣子”“話匣子”的物件，不僅曾牢牢占據著信息傳播和大眾休閑娛樂的“C位”，也承載著幾代人的生活記憶和文化共鳴。

在中國傳媒大學傳媒博物館舉行的“聲波入萬家——新中國收音機工業三十年特展”，100余件珍貴收音機亮相，吸引了眾多收音機愛好者和游客參觀打卡。

在數字音頻觸手可及的今天，收音機還有哪些現實功能？作為一種可移動的工業遺產，收音機還會開啟哪些文化產業的想象空間？

聲波里的時光印記

“看見這臺收音機，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游客張陽陽是一名80后，在傳媒博物館的展廳里，面對一屋子嗡嗡作響的“老家伙”，她說“好像又聽見了‘小喇叭開始廣播了’的聲音，想起了爺爺總在聽的劉蘭芳評書《岳飛傳》。”

“牡丹、鳳凰、紅燈……”已經退休的集章博主“起舞的日子A”更為激動。“收音機是我們小時候唯一的傳播新聞的途徑。當年由于流通性不強，我們往往只知道本地銷售的收音機品牌，這個展匯集了全國各地這么多品牌，太難得了。”她說。

策展人張涵爍介紹，展覽聚焦1949年至20世紀80年代初這三十年收音機工業的發展，共使用157件藏品，其中知名無線電收藏家徐蜀提供展品128件。

談及收藏收音機的緣起，徐蜀也講起了兒時和妹妹趴在桌子上聽上海“開利”五燈收音機的經歷，“收音機不止是童年記憶，也激發我少年時熱愛無線電，成年后開始‘瘋狂’收藏收音機。”

作為曾經的時代符號“三轉一響”中的一員，近年來，收音機在北京大戚收音機電影機博物館、山東“三轉一響”博物館、深圳惜物博物館等多地“懷舊風”博物館里，已經成為最重要角色之一。讓人們在穿越時光的同時，也思考其背后的“記憶價值”。

張涵爍說，她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位老先生，在展廳轉了許久后，在紅燈711收音機前駐足。“我好奇為什么那么多高檔收音機不看，盯著這臺機子。老先生告訴我，1976年結婚時，千方百計、幾乎傾盡所有積蓄購置了一臺紅燈711，靠它撐起了結婚時的門面。這臺機子是他新婚生活最溫馨的背景音。”

“和觀眾的互動讓我對收音機的‘記憶價值’有了更鮮活的認知。”張涵爍說，“它是許多普通百姓家庭史的物證，其購置過程、使用場景乃至維修經歷，都深深嵌入家庭敘事，成為代際情感傳遞的載體。它也是集體記憶的塑造來源，從《誰是最可愛的人》廣播稿，到《小喇叭》節目，再到特定的文藝節目，收音機塑造了幾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觀眾分享的不僅是個人故事，更是一個時代的共鳴。”

把課堂辦到博物館

廣播發展史脈絡的融入、調幅（AM）與調頻（FM）收音機發射接收互動裝置、整面墻的商標展示……這個辦在傳媒博物館的特展，細節中體現著中國傳媒大學與收音機密不可分的關系。

“‘小而精’是一大特色。”北京大戚收音機電影機博物館館長戚建鋼認為，與公共博物館相比，傳媒博物館等高校博物館的知識體系更為專業和完備。讓他印象最深的是，現場展示的450個收音機廠家商標。“各個年代、各個區域都有，非常用心、細致，我想這也是學校辦展的優勢。”

作為國家級傳媒類綜合性博物館，傳媒博物館擁有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前沿性等獨特優勢。“高校博物館的策展絕非簡單的藏品陳列，而是基于扎實的學術研究。本次展覽的策劃，依托對中國廣播史、收音機工業史和商標品牌史等的跨學科研究。”張涵爍說。

高校博物館的核心觀眾群體之一是青年學生，不少展覽由學生志愿者直接參與，他們在更了解受眾需求的同時，也成為教學和科研的有益補充。“我們聽取年輕人的建議，通過設計學習單、科普互動區、尋找文學作品里的廣播和收音機、年畫里的收音機等，將知識轉化為可感知、可互動的資源，讓展覽更接地氣。”張涵爍特別介紹，“展覽中最大的互動展項——調幅調頻發射機，就來自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的捐贈，這原本是該專業給學生實驗的用品，我們讓其成為可以讓觀眾參與博物館互動，又能學東西的科普展具。”

博主“起舞的日子A”對互動和蓋章環節印象深刻，“以前你不了解的收音機品牌，通過集章紀念，可以時常翻看和重溫當時的回憶。展覽區以報紙形式呈現的品牌故事，也讓我了解了更多知識。”

徐蜀介紹，他的另一部分展品正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電波紀元——無線電技術早期歷史展”展出，“作為國內工科頂級高校清華大學的科學博物館，其在無線電專業、科學史研究等方面具有優勢。”

收音機還以多種形式走出博物館。熱播影視劇《潛伏》《大江大河》《奪冠》《小巷人家》《一秒鐘》中的收音機道具，都是由北京大戚收音機電影機博物館提供的。戚建鋼介紹，“我們對年代的把控比較嚴格，道具品質好，老物件以這種方式煥發新生。在反哺博物館運營的同時，也讓更多人通過影視劇認識了收音機。”

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副教授王雨晨表示，收音機是電子工業遺產的重要類別，但電子工業遺產有一個常見困境，那就是因為年代相對較近，技術迭代又非常快，所以社會往往把它當作“過時產品”而不是“遺產”。“許多人在換新時會直接丟棄，很少有人會認真把它當成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因此，博物館、私人收藏、展覽等形式，在當代更顯彌足珍貴。

“流動”的工業文化遺產

徐蜀目前收藏的各類收音機數以千計，他認為，除了情懷與時代記憶之外，收音機是新中國工業發展變遷的一個鮮活體現，是一種“可移動的工業遺產”。比如此次展覽中的紅星501型五燈收音機，見證了收音機工業發展中一段重要歷史。

“一臺收音機，其實是當時工業技術的縮影。從外面的木殼、旋鈕，到里面的線路、喇叭，將那個年代的材料、聲學、制造工藝都凝聚在一起。當時的收音機類似現在的手機，是技術的結晶。”張涵爍說。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白杰說，我國收音機工業從“自力更生”到“百花齊放”的蛻變，培育出眾多知名品牌，構建起完整產業鏈，是新中國工業化、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生動縮影，其中凝煉的“獨立自主、艱苦奮斗”時代精神，在當下仍具深刻啟示。

其實，一提起工業文化遺產，人們更熟悉的可能是近年來很多城市涌現出的由廢舊工業場所煥新而出的文化園區。從北京的798藝術園區、首鋼園，到上海的1933老場坊、油罐藝術中心，從景德鎮陶溪川文創街區，到廣東太古倉碼頭……全國各地很多廢舊工廠、車間、碼頭等“工業遺址”，成為各具當地特色和年代特征的熱門文化打卡地，帶火周邊消費熱潮。激活工業遺產，一直是各地煥新升級文旅業態、以新場景促進新消費的有效手段。

首鋼園區夜景。新華社記者 張晨霖 攝

在王雨晨看來，與工廠、礦井、鐵路這樣宏大系統的工業遺產不同，收音機、CRT電視機、老式相機、復古游戲機等“可移動工業遺產”，是一種高度大眾化、與日常生活深度綁定的技術物件。“更像是進入家庭與個人生活的工業化產物，把工業生產、技術標準、消費市場與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直接連在一起。”

深圳一家CCD相機專賣店柜臺上擺滿了相機。新華社記者 王豐 攝

正是這些生活中的物件，構成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考古是“透物見人”，其實對這類電子工業遺產而言也是如此，能幫助我們理解某一代人的信息獲取方式、家庭空間的組織方式、生活節奏與情感結構。

“從這個意義上看，收音機不僅是技術史或工業史的材料，也是一種理解大眾生活與社會記憶的切入口。”王雨晨說。

與那些固定不動的廠房、機器相比，張涵爍認為，收音機連著的是一段流動的、可聽可感的歷史，回響在家庭的聲響中，是更個人的記憶。

徐蜀認為，收音機這類可移動工業遺產的優勢是可以被物理移動，便于收集、保存和展示，他收藏的收音機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和中國傳媒大學博物館展出，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作為一種“遺產”，如果說收音機在今天還有哪些“更實際”的價值,王雨晨認為，其依然保持著公共性和韌性，在一個高度依賴移動互聯網的時代，收音機的價值不只是一種“復古符號”，它也代表了一種低門檻、可及性強、在危機情境中更可靠的公共傳播基礎設施。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