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可感的變化：北京兩會教育提案在關注哪些具體問題？

在今年的北京兩會期間，教育再次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重要議題。圍繞教育領域的多項具體工作，相關建議在會議期間陸續提出，并進入審議與討論環節。

這些建議來自不同領域的代表、委員，內容涵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及關聯的公共服務內容，反映出教育議題在現實工作中的多個側面。

當前，學齡人口規模和分布正發生顯著變化，呈現明顯的‘排浪式’特征——即因人口出生波動引發的周期性高峰與低谷。這對教育資源供給的動態適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2026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教育要更好應對學齡人口變化，優化基礎教育資源布局。

市人大代表、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黃石松提出，應結合國際經驗和本地家庭的實際需求，探索更加靈活的托育服務模式。他建議，將托育機構更多嵌入社區之中，根據社區「15 分鐘生活圈」的空間結構和人口規模，靈活控制托班人數和服務形式。黃石松認為，這種「小規模、分散式」的托育安排，既能減少家長的接送成本，也有助于降低機構在場地和運營上的壓力，更符合當前雙職工家庭的現實需求。

在托育服務快速擴展的同時，如何建立穩定、專業的從業隊伍，成為另一項被集中討論的問題。民革北京市委提出，應推動修訂《職業分類大典》，將托育師納入「專業技術人員」范疇，實現與幼兒園教師在職業身份上的銜接，并探索制定統一的 0—6 歲嬰幼兒保教人員資質認定標準，推動托育師、保育師與教師資格證的互認互通。市政協委員、民革北京市委常委、科技教育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執行所長時杰也提出類似建議，強調在資格互通的基礎上，同步統一職稱評定和薪酬體系，以增強托育崗位的職業吸引力和穩定性。

圍繞托育服務本身的內容設置，市政協委員、中電集團首席執行官蔣東強將視角進一步延伸到服務場景的整合上。他建議，鼓勵社區托育中心與幼兒園、基層醫療機構建立合作，探索「托育＋早教＋健康管理」的一體化服務模式，并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臨時托等多種托管形式，以適應不同家庭在不同時段的照護需求。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建設數字化監管平臺，對托育機構分布、在托人數以及從業人員資質進行動態監測，提高日常監管的精細化水平。

除了服務供給和人員配置，托育與學前教育之間的銜接問題，也被明確提上議程。民革北京市委提出，應從兒童發展的連續性出發，編制統一的 0—6 歲兒童教育指導文件，明確 2—3 歲托班與 3—6 歲幼兒園在環境創設、日常照護、活動設計和家園共育等方面的梯度銜接要求，減少不同階段之間的割裂感，為兒童順利過渡到學前教育階段提供制度支持。

從社區托育的空間布局，到從業人員的身份認定，再到服務內容和學段銜接，圍繞托育展開的這些建議指向同一個現實問題：托育正在從家庭內部事務，逐步被納入以公共服務為基礎的學前教育體系之中，并被要求在制度層面給出更清晰、可持續的安排。

學生的身心健康，關乎家庭未來，也承載著國家與民族的希望。2026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健康學校建設，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與全面發展。進入「十四五」時期，教育系統不斷深化「健康第一」的理念，推動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積極應對諸如「小眼鏡」「小胖墩」以及心理健康等問題，力求讓學生不僅「身心健壯、目光閃爍」，更要「心懷夢想、腳踏實地」。

市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邊玉芳在相關提案中指出，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往往并非單一場景中產生，僅依靠學校內部力量難以應對。她建議，將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放入家校社協同育人的整體框架中統籌推進，明確學校、家庭和社區在不同階段和不同情境下的職責分工。

圍繞學校層面，邊玉芳提出，應進一步完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課程設置，保障心理健康課程的開課時長和質量，并通過常態化篩查、分級干預等方式，及早識別學生的心理風險。同時，她還建議加強心理教師和班主任的專業培訓，提高一線教師對學生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能力。

在家庭和社區層面，相關建議則強調資源整合和支持延伸。有委員提出，可依托社區公共服務平臺，引入專業心理咨詢資源，為學生及其家長提供便捷的心理支持服務，并通過家長課堂、家庭教育指導等形式，提升家庭在學生心理健康中的參與度和支持能力。部分建議還提出，探索學校與社區醫療機構、社會心理服務機構之間的轉介機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連續性的專業支持。

除心理健康支持體系建設外，圍繞學生學習節奏和成長環境的討論，也在今年北京兩會上有所體現。部分代表、委員關注到當前中小學生課業壓力和校內外時間安排問題，提出在條件成熟的地區探索設置春秋假，合理調整學期節奏，為學生提供更多休息和自主發展的時間空間。

今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在各學段推廣人工智能教育，打破傳統教育階段的界限，形成一個有機銜接、協同發展的教育體系。這一戰略方向與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高度契合，許多國家已將人工智能素養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并推出了相應計劃。例如，美國的「AI for K—12」計劃、歐盟的「數字教育行動計劃（2021—2027）」，以及新加坡的「AI Singapore」項目，均在推動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然而，要實現人工智能教育的有效落地，首先必須明確規則與框架。

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附屬小學校長竇桂梅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提出要加快構建校園人工智能教育標準體系。她關注的重點，并不在于技術功能本身，而是學校在使用過程中的可依循依據。圍繞「教、學、管、評、研」各環節，她提出要明確人工智能在校園中的應用邊界和操作路徑，讓教師和學生在實際使用時「心里有數」。

在產品進入校園之前，竇桂梅特別強調準入問題。她建議，從倫理安全、產品合規性和教學適配度等方面設立明確標準，并由教育專家、一線教師和監管人員共同參與審核，對進入教育市場的人工智能產品進行動態評估。同時，在學生信息保護、算法公平等方面劃出清晰紅線，避免技術應用在不經意間改變教學關系和評價邏輯。

當人工智能成為學習工具，學生面對信息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市政協委員、國防大學正高級工程師司光亞提出，應系統提升青少年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識別和判斷能力。他建議，由高校牽頭進行研究設計，中小學承擔具體落地，媒體和企業提供資源支持，構建協同培養機制。相關內容將通過課程體系調整、學習資源建設和師資培訓等方式，逐步融入日常教學之中。

制度層面的支撐同樣被提上日程。市人大代表、北京郵電大學網絡與交換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張建華提出，應結合北京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實際，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地方性法規，并同步推進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的保護條例，為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在高等教育與產業銜接方面，市政協委員、百望股份創始人兼董事長陳杰將關注點放在人才培養路徑上。她建議，由政府引導設立專項支持機制，推動在京高校與人工智能領域龍頭企業共建「AI+垂直行業」實訓基地和專業實驗室。企業提供經過脫敏處理的真實業務數據和應用場景，高校負責算法理論和教學指導，讓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參與真實問題的解決。同時，探索科研人員與企業技術骨干的雙向流動，縮短人才培養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距離。

在課堂與課程之外，學生的成長還受到時間安排和生活環境的持續影響。

在今年北京兩會上，圍繞中小學學習安排的討論，集中在學期內部的節奏調整上。市政協委員黃軼提出，北京可以在具備條件的區和學校中，分步試點中小學春秋假制度。相關建議強調，通過 1—2年的小范圍探索，明確春秋假的設置時間、假期長度以及與寒暑假之間的銜接方式，在現有教學框架內進行調整，而非整體改變學期結構。

在北京提出這一建議的同時，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在制度層面推進相關安排。浙江在省域范圍內探索將春秋假納入中小學學期設置，一些城市將秋假安排在 11 月，并與周末連休形成相對完整的休整周期。進入 2026 年，江蘇多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中小學春秋假，蘇州將其列入年度教育重點工作，無錫、南京等城市也同步提出統籌安排春秋假與職工帶薪錯峰休假。不同地區的具體做法并不一致，但春秋假已從政策討論，逐步進入地方教育管理的實際部署。

隨著學期安排被提出討論，學校如何使用好校外時間和校外資源，也被一并帶入視野。多位代表、委員在相關建議中提到，單靠校內課程難以承載全部育人任務，需要引入更多社會資源，與學校形成穩定配合。

圍繞課程資源支持，市政協委員、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校長娜木拉提出，為學前和中小學教師開發系統化的音樂教學工具，通過「指導用書+資源庫」的形式，為課堂教學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支撐。同時，將紅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音樂課堂，使相關內容在日常教學中持續呈現，而不是依賴臨時性活動。

在媒介環境快速變化的背景下，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杭敏提出，應加快研制地方性媒介素養教育指導綱要，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中小學課后服務體系，并與語文、思政、信息技術等課程協同推進，明確不同學段的教學重點和實施路徑。

校外公共資源的引入，同樣被視為協同育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市政協委員、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館長施光海提出，通過志愿者機制和專業支持，推動高校博物館面向中小學生開放，并建議對面向中小學生開放的高校博物館給予專項經費支持，以保障科普服務的持續開展。市人大代表、北京十一學校豐臺小學書記、校長曹君也提出，學校可以引導學生參與社區文化建設，讓學生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完成學習與實踐。

從學期節奏的調整，到校外資源的系統引入，這些內容共同指向一個趨勢：學校正與家庭、社會形成更緊密的聯結，教育場域日益超越校園圍墻。

在北京兩會的建議中，教育議題并不只停留在義務教育或學校內部，討論也開始指向學前階段和老年階段，關注教育體系在更長生命周期中的角色。

在兒童成長方面，市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邊玉芳提出，應從城市層面系統考慮兒童的成長環境。她建議推進兒童友好城市建設，通過完善公共空間和基礎設施，為兒童提供更豐富的閱讀、文體和活動場所，并在城市規劃中為兒童設計適齡的步行路徑和安全的活動空間，讓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更多自主探索和活動的機會。

另一端的關注，則指向老齡化背景下的人才供給問題。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藝術與科學創新研究院副院長趙超提出，高校學科建設應更加貼近養老服務的實際需求，在高等教育階段探索跨學科輔修或微專業體系，將護理、醫學、康復、人工智能、心理學等領域進行融合；在職業教育體系中設置適老專業群，通過「雙導師制」「項目制」「臨床式」教學，提高學生進入養老相關崗位后的實際能力。

圍繞養老服務的人才培養，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院長喬東亮提出，更系統的培養機制有助于穩定行業供給。他建議由民政部門牽頭，聯合教育部門和職業院校，設立智慧養老服務與管理人才培養項目，并通過訂單班方式，明確培養規模和就業去向，引導人才持續進入養老服務領域。

從學前教育的托育服務，到老齡社會中的養老教育人才培養，各項提案不僅回應了當前的教育需求，也為未來教育的全面發展指明了方向。教育不再是單一學段的任務，而是跨越不同年齡階段、貫穿終身發展的重要事業。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需求的不斷演化，教育的角色也在不斷調整與更新。人工智能的普及、學生身心健康的保障，以及社會對更高質量教育的期待，都為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這些挑戰和機遇，教育改革的步伐不可止步。我們期待，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教育體系能夠更加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需求，真正實現「人人享有、終身受益」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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