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軍隊要精簡可撤并大軍區，自己可退下來，卻改為總政副主任

1984年深秋，京西一場高層碰頭會從黃昏開到夜半，臺歷上寫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六個年頭”。燈光亮到凌晨，沒人喊累，因為主題關乎全軍去向——裁軍一百萬。會場氣氛不輕松。攤在桌上的數據直白：編制四百余萬，師以上機關人員老化嚴重，平均年齡六十七歲。有人咳嗽著自嘲：“這樣打仗，得先和拐杖做斗爭。”

當時執掌總政治部的余秋里率先拋出“拆廟論”。他指著軍區分布圖說，若不動軍區這層“大廟”，單靠連營一級削減，只能算修修補補。“合了，才有出路。”一句話，讓屋里噤聲。

余秋里重點盯上了南京、福州兩塊東南要地。兩軍區加起來，不僅機構重疊，司令部之間的調動線也過于冗長，“把它們并到一起，戰區指揮鏈就能收緊。”他甚至連新架構都想好了：政委留福州的傅奎清，司令留南京的向守志。

短暫沉默后，南京軍區第一政委郭林祥走到走廊，低聲問：“中央真定了么？”余秋里點頭：“箭在弦上，必須發。”郭林祥七十一歲，比向守志還長三歲，他心里明白，這一刀遲早落下。

建議的要害，不只在合并，更在“自己可退”。余秋里與福州軍區司令江擁輝同屬可退范圍。如此一來，原有一正一副的老班底撤出，新班子由較年輕的傅奎清（六十五歲）和向守志（六十八歲）組成，年齡結構雖然談不上青春勃發，至少比平均線低。

改革并非紙上談兵。1985年6月4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裁軍決定。從此，十一大軍區壓縮為七個，南京—福州率先對接。原福州軍區機關并入南京，若干軍、師番號停用，十幾萬官兵轉業或復員。

大機構的拆分，牽動無數人的去留。那年夏天，福州前指營房里，老兵捂著水壺跟新兵嘟囔：“咱這牌子要摘了，可別把老傳統丟了。”一句話，說得人唏噓。

中央隨后對高層崗位重新排布。出人意料的是，郭林祥并未就此退休，而是被調至中央軍委紀委，年底又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主持日常。外界猜測，這位老政委在軍中德高望重，正好壓陣。有人半開玩笑：“老郭還是跑不脫。”郭林祥答：“組織有需要，就再干幾年。”

調整期的動蕩不止于東南。武漢軍區撤銷、濟南軍區擴大、蘭州軍區裁兩個軍……精簡最終讓八十四萬官兵摘下領章，跨進地方。許多人轉崗到特區建設、國企技術骨干乃至扶貧前線，軍裝換成了藍工裝、灰棉襖，可行軍的步子依舊整齊。

不得不說，大規模裁軍帶來的痛感十分真實：伙房熄火、哨卡拉閘、家屬院空出整排樓。可隨之而來的，是合成旅試點、高原摩托化部隊組建、信息戰教研室掛牌，部隊結構明顯輕了，卻跑得更快。

1990年4月，郭林祥正式離任，結束五十余年的軍旅。送別會上，余秋里握手道：“老哥，這回真歇歇。”兩位從抗戰走來的老兵相視而笑，沒有多言。

那場“拆廟”行動距今已逾三十年，數據和細節陸續公開，人們才看見幕后的推手與代價。軍中新陳代謝原本就是鐵律，1985年的方案不過把節奏調快了一檔；有人退場，有人上場，目標始終是同一個——讓部隊永葆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