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監護如何走通基層“最后一公里”？

此前，一名40多歲女士因監護人缺失帶來的就醫和身后事難題引發了社會關注。從獨居者突發疾病無法提取儲蓄，到“老養殘”家庭對未來托孤的深深憂慮，監護缺失已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社會痛點。圍繞這一難題，從緊急情況下的“臨時監護”，到意在未雨綢繆的“意定監護”，再到作為最終托底的“公職監護人”制度，社會正試圖構建多層次的安全網。今年兩會期間，就有代表委員聚焦在了這一民生關切上。

60歲的姚杰明是精神殘疾，32歲的兒子小姚是一級智力殘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洗臉洗腳還要靠老姚幫忙。老姚隨身掛著“一鍵通”，有緊急狀況，可以隨時向居委求救。他說：“居委說，呼叫沒聲音的話，說明你家里有事情了，我們就直接到你家里。這居委是相當好的，能夠做到這點確實是不容易。”

老姚也曾想過，能不能以房養老解決后顧之憂，但父子倆原來的監護人，老姚的母親2024年底離世了，沒有監護人，房產處置等操作也都無法進行。“房屋交易市場跟我講找公證處，但是我們找了公證處，他講這個事情不好辦，因為沒有監護人。你到最后拿這張房卡，也需要監護人來拿，你自己是沒有權利的。這件事情就擱在那邊，影響到以房養老計劃。人總是要老的，到百年之后，我兒子屬于智力殘疾，他需要人照顧的。”

去年1至4月，屬地居委也曾牽頭司法所等部門，召集過老姚的主要親屬，協商監護人事宜，但表姐蔣女士最終因年紀大無法勝任拒絕了。而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屬地居委可以兜底 擔任公職監護人，可是實際操作起來，監護人需要處置很多專業的法律、醫療和財務事宜，基層工作人員能力和經驗都有限。四新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張萍坦言：“確實如果需要公職監護，我們作為屬地也不會推卸責任，但肯定是需要相關部門一些政策的出臺，包括細則的出臺。我們也希望能夠得到法律支撐、政策支撐和經驗支撐。”

市人大代表龔順美對此也感同身受，作為一名基層居委書記，對此深有感觸：“條例里面規定，居委會可以做一個意定監護見證，但是真正的見證怎么來做？我們沒有規范文本可以參照。”

類似老姚這樣的情況絕非個案。去年12月，虹口一位獨居46歲上海女子蔣女士突發腦出血陷入昏迷，沒有子女，父母早逝，因為沒有監護人，無法動用她自己的積蓄支付醫藥費，而屬地居委以往也沒遇到過類似情形，無從著手。這也再次引發了社會對于“臨時監護”和“意定監護”問題的關注。龔順美代表和張玉霞委員，長期關注“意定監護”制度的落地問題。張玉霞委員在調研中也發現，讓居村委會承擔監護職責存在現實挑戰：“居村委會其實不具備這個能力。比如臨時監護需要從銀行取款救治，救治到什么程度？在她沒有醫療預囑的情況下，要不要使用插入式侵入式治療？這種抉擇即便親人也很難做，更別說居村委會。”

龔順美代表指出，居委會干部并非人人具備法學背景，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現有的知識儲備可能難以完全應對意定監護見證程序的各項要求。

調研中，他們還發現又很多操作細節也值得商榷，比如，意定監護見證人的檔案，往往需要長時間保存，但基層工作人員則是流動的。龔順美代表提到：“我們每五年換屆一次，會及時把檔案封存好提交給民政局。”普陀區公證處工作人員陳鑒媛回應：“這個可以寫在提案里，提醒民政局文件保管時間跨度的問題。”

還有像，不同居委如何統一操作手勢和標準；作為意定監護人的基層工作人員，如何在銀行、醫院等場景能被認可等等…都有待明確，代表委員都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加速研究制定居村委參與意定監護事務的具體操作，明確職責邊界，為社區工作者提供明確指引。張玉霞委員強調：“要通過細則告訴基層，哪些是可以做、應當做、必須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不能用一句含糊的概念導致他們縮手縮腳。”

要讓社會正視意定監護的必要性，也要讓基層工作者敢于擔當，這就需要政府部門，能夠拿出相關的配套細則，明確操作流程、免責情形，并基于支持支援，為社區工作人員“撐腰”，在處理“托孤”等復雜情況時的勇氣，轉化為有政策保障的底氣。唯有厘清權責，才能讓基層有可能接得住這份重要的托付。

看看新聞記者: 楊柳依，李恩蟾

編輯: 張予洋

視頻編輯: 劉奕達

攝像: 金狄，蔣琨，吳佳亮

責編: 徐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