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在南京保衛戰中的功與過：一將無能，害死三軍？

一九八一年三月的長沙，下著濛濛細雨。省城為九十二歲辭世的唐生智舉行追悼會。許多白發老兵拄著拐杖趕來，他們臉上淌著淚，卻也帶著遲來的釋然。因為在人們記憶里，“南京”二字始終像火烙般貼在這位湘籍將領身上。

唐生智的履歷并不平凡。湖南東安人，一九○七年入長沙陸軍小學堂，兩年后轉保定軍校第六期，與蔣介石、陳誠同窗，與胡宗南亦稱袍澤。北伐時，他在賀勝橋一役表現突出，被稱“鐵軍先鋒”。然而世人議論最多的，卻是三七年冬季那場短促慘烈的南京保衛戰。

說到南京，人們常提一八五三年太平軍、一次大戰后的北伐定都，一座城既是政治中樞，又是民族象征。上海失守后，日軍十五艘艦駛入長江，炮口對準這座首都。十一月中旬，蔣介石召開特別國防會議，棄守與固守吵成一團。李宗仁、白崇禧贊成“宣布不設防”，何應欽主張“象征防守”。就在眾人沉默時，唐生智忽然起身：“我在，南京必守！”會場瞬間安靜。馮·法肯豪森皺眉，蔣介石卻拍拍桌子：“好，就你！”

有人猜測他想借機擴充兵權，也有人說他誤判日軍戰術。事實是，唐當時手里可用的八十七師、八十八師早在淞滬已被打殘，西北軍、東北軍多是雜牌，新兵比例高達三成八。兵權的“含金量”其實微乎其微。

唐生智抵南京后，制定“短期固守”計劃：外廓、內廓、城墻三道防線，外圍利用紫金山、雨花臺、烏龍山等制高點，爭取兩周時間。但部署過于平均，缺乏縱深。敵人取其一點，整條線就被撕開口子。

十二月一日，裕仁下達“大陸命第八號”。七日，日軍第十軍和第六師團自句容、丹陽逼近；九日，松井石根空投勸降，《投降勸告書》在城內飄舞。守軍情緒未動搖，卻沒有反突擊。馬振強、馬威龍建議夜襲龍潭敵集結地，唐生智回電只有一句：“堅守原線”。機遇就此溜走。

更要命的是通訊。十二日拂曉，雨花臺被突破，第二軍團電報連發三封請求支援，“嘀嘀”聲里無人答復。那天傍晚，唐下達撤退命令，卻又口頭補充“如有船只可江渡”。指令層層走樣，數萬人同時涌往下關碼頭。木排、門板、油桶全被搶空，擠上船的士兵對岸一片槍聲，船體超載翻覆，烏衣江面漂滿尸首。宋希濂事后寫道：“夜色如墨，江面火光映紅，自顧不暇，肝腸寸斷。”

據戰史處統計，南京保衛戰中，守軍近五萬人戰死或失蹤，其中三分之一倒在渡江途中。相互混亂射擊造成的非戰斗減員，比正面對抗還多，令人唏噓。

那是否完全是唐生智一人的責任？客觀形勢擺在眼前：敵方十萬老兵，配合空海立體攻擊；守方十五萬串聯雜牌，無重炮、無制空，外圍只有一條與浦口相連的鐵路。如果說戰略決心源自蔣介石，那么戰術失當、組織混亂，唐生智確有難辭之咎。

有意思的是，十八天的防御到底換來了什么？從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倒推，衛戍部隊成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實際支撐時間不到三周。日軍傷亡約一萬，對整體戰局影響有限；而國軍損失精干師團，加劇華中戰場真空。相比一九四○年的棗宜會戰以空間換時間，這一次的代價與收獲明顯不成比例。

但也不能忽略城中將士的血性。八十八師殘部在中華門巷戰，手雷、刺刀拼到最后一顆子彈；教導總隊工兵團在光華門炸橋自毀退路，只為多拖半日。唐生智本人留守指揮所直至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才渡江撤離，他并未“先跑”。正因為如此，“功”與“過”才糾纏不清。

戰后批評如潮。李宗仁在回憶錄挖苦“冒失請纓”，桂永清指責“撤退無方”，學者更以“一將無能，害死三軍”總結。與此同時，南京受害平民達三十萬的慘痛事實，又讓人將憤怒投向侵略者。歷史的復雜性就在這里：失敗不等同怯懦，勇氣也無法掩蓋疏漏。

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批示對唐生智的評價，強調其“民族氣節可嘉”，同時指出“軍事指揮存在嚴重失誤”。這句話或許更貼切：有血性，卻欠縝密。

南京失陷后，中國戰場進入戰略相持，武漢會戰、徐州會戰相繼展開。如果說南京是一座烈焰中的烽火臺，那么唐生智不過是守臺人之一。成敗之外，那些在雨花臺、下關口、烏龍山倒下的無名士兵，才是這場悲劇最沉重的注腳。

歷史不會為任何個人改寫，但也不應僅以一句口號抹平細節。唐生智的功與過，正是南京保衛戰留給后人的一面鏡子：膽識與謀略，缺一不可；責任與結局，總要有人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