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以南的戴利城,1984年10月15日。
車庫里突然炸響了三聲槍聲,五十二歲的作家劉宜良倒在血泊中。
這位入了美國籍的華人筆名叫“江南”,剛寫完一部關于蔣經國的傳記。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命會丟在離故土萬里的太平洋彼岸。
說來諷刺,他早年其實是國民黨“體制內”的人,在政工干校接受過正統訓練,算得上是那個系統的“親學生”。
對他下毒手的,正是臺灣的情報特務。
而這個龐大緊密、甚至有些神經質的情報網,恰恰是他在書中剖析的主角——蔣經國,在三十五年前一手打造出來的。
要搞清楚這三顆子彈的來歷,得把目光投向1949年的臺灣。
那是個死局。
當時的臺灣島,說是個“即將引爆的火藥桶”一點不過分。
這可不是什么比喻,是實打實的物理狀態。
海峽對面,解放軍隨時準備渡海;島內,物價飛漲,人擠人。
原本只能養活六百萬人的地方,一下子塞進來了兩百萬逃難的軍民,經濟眼看就要崩盤。
最麻煩的是,心散了,隊伍帶不動了。
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跑得比誰都快:當過省主席的魏道明溜到了巴西;管過東北的熊式輝躲在香港;昔日的綏靖區司令李默庵避居南美。
就連名義上的“代總統”李宗仁,也賴在美國新澤西裝病,怎么請都不肯挪窩。
島上的老百姓對什么“反攻”壓根沒興趣。
那些讀過書的年輕人,受了新思想影響,甚至巴不得解放軍早點打過來。
擺在蔣介石面前的,有兩道必須要解的難題:對外,怎么擋住對手的百萬雄師;對內,怎么把這盤散沙重新聚成一塊鐵。
哪道題解不開,大家就只能一起跳海。
蔣介石走的第一步棋,叫“換刀”。
1950年3月1日,老蔣復職重登大位。
他屁股還沒坐熱,就先對特務系統動了大手術。
以前那些特務頭子,無論是中統的二陳,還是軍統留下的老人,要么年紀大了,要么私心太重,不順手。
蔣介石急需一把鋒利、聽話,而且只握在他一個人手里的尖刀。
他看中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
這年,蔣經國剛滿四十,精力旺盛,正值當打之年。
老蔣給了他兩個關鍵身份: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加上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掌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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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也就是個職務變動,其實這是國民黨活法的徹底改變。
以前國民黨內部雖然也是獨裁,但山頭多,講究江湖人情。
蔣經國一上來,直接把他在蘇聯學的那套搬了過來——政治委員監軍,特務無孔不入。
新官上任,總得殺雞儆猴,立立威信。
于是,馬場町刑場取代了南京的雨花臺,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鬼門關。
翻翻1950年上半年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有槍斃“匪諜”的新聞。
里面確實有真對手,像中共臺灣工委的一把手蔡孝乾,還有潛伏在國防部核心層的吳石、陳寶倉幾位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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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這些人沒毛病。
可特務們為了升官發財,為了制造那種“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恐怖氣氛,把抓人范圍擴大到了荒謬的程度。
他們的原則簡單粗暴:哪怕錯殺三千,絕不漏掉一個。
有個叫童軒蓀的倒霉蛋,半夜家里被抄。
特務翻箱倒柜,只找到一本翻譯小說《湯姆歷險記》。
就因為這本書,人直接被關進大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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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種書,你思想肯定有問題。”
這不是笑話,是真事。
后來作家陳映真被抓,交待說讀過左拉的小說。
審訊的人眼珠子一瞪:“左拉?
左派的拉?
這人是干嘛的?”
這種荒唐背后,是極度的恐慌和不安全感。
像彭孟緝這些執行者,把抓人當成了爬向高位的梯子。
只要覺得你不對勁,或者有人打小報告,立馬把你歸為危險分子。
這種手段雖然血腥殘忍,但對蔣介石來說,內部這道難題算是解開了——靠著這種高壓手段,島內的反對聲音瞬間消失,潰兵和亂民被強行捆綁在了一起。
內務整肅完了,接下來得面對外面的大軍。
1950年開春,國民黨手里除了臺灣本島,還捏著兩張外圍的牌:南邊的海南島,北邊的舟山群島。
是守,還是跑?
這是個讓人揪心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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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的守將薛岳,那是抗戰時打出“天爐戰法”的名將。
他眼看形勢不妙,專門飛回臺灣求蔣介石,想主動撤兵。
老蔣一開始死活不同意。
他心里的小算盤是:海南有鐵礦,占著這兒能增加戰略籌碼;再說地盤越大,將來反攻的本錢就越足。
要是撤了,不僅面子上掛不住,對士氣打擊也太大了。
可到了5月,林彪的四野發起總攻,僅僅撐了六天,防線就稀里嘩啦全垮了。
這下不想跑也得跑。
海南一丟,剩下的牌就得重新盤算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舟山群島。
那里駐扎著15萬精銳部隊,卡著長江口,讓上海的經濟癱瘓了好久。
從軍事角度看,舟山比海南重要得多。
這時候,蔣介石做了一個異常冷酷卻又精明的決定:在解放軍動手前,主動放棄舟山。
這筆賬他是這么算的:
想守舟山,得把臺灣一半的家底填進去。
要是對手不惜代價來攻,早晚守不住。
一旦城破,那15萬精銳就全完了。
臺灣賠不起這15萬條人命。
于是,一場打著“勝利”幌子的“大逃亡”悄悄拉開帷幕。
為了掩人耳目,蔣經國親自飛到舟山,對著官兵發表了一通熱血沸騰的演說,滿嘴都是“民族圣戰”,還瞎編說上海有一萬俄國兵在幫解放軍打仗。
這全是煙霧彈。
就在他在臺上口沫橫飛的時候,指揮官石覺已經帶著人秘密撤離了。
15萬大軍,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回了臺灣。
從戰術上說,保住有生力量是對的。
可這事兒怎么跟老百姓解釋?
剛丟了海南,轉頭又丟舟山,大家心里能不慌嗎?
蔣經國又一次展示了他操縱輿論的手腕。
他在報紙上搞了一封給“明豐先生”的公開信。
信里不但不認錯,反而把那些悲觀的人痛罵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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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這世上最可憐的,就是那些沒理想、只看眼前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咱們的戰爭遲早會勝利結束。”
這招“偷換概念”玩得極溜:他把軍事上的慘敗,說成是精神上的考驗。
你覺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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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信念不夠堅定,是你靈魂出竅了。
靠著這套話術,壞事硬生生被說成了“純潔隊伍”的好事。
但無論嘴上怎么吹,事實擺在眼前:隨著兩個外圍屏障丟失,臺灣成了孤懸海外的最后孤島。
毛澤東的下一個目標,鐵定是渡海攻臺。
那會兒,一百多公里的海峽,看起來真沒比長江寬多少。
為了保命,蔣介石甚至病急亂投醫,請來了前侵華日軍將領根本博,跑到澎湖幫他設計防線。
一個國家領導人,淪落到要靠昔日的死敵來保駕護航,心里的絕望可想而知。
回頭看1950年的這些決策,蔣家父子的生存邏輯其實很清晰:
對外,壯士斷腕,扔掉外圍包袱,把所有兵力縮回本島,搞成個“鐵桶”。
對內,搞特務政治和白色恐怖,清洗一切不安定分子,不管你是真特工,還是看錯了書的糊涂蛋。
這套組合拳,充滿了血腥、殘忍和謊言,但在那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確實讓國民黨政權硬是在島上扎下了根。
只不過,這種靠“絕對控制”維持的體制,就像埋下了一顆毒種。
1950年,它在馬場町染上了血色;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它不停地瘋長,最終在1984年的舊金山,結出了“江南案”這個惡果。
那幾聲槍響,不光要了劉宜良的命,也敲響了蔣家政治王朝的喪鐘。
欠下的歷史債,早晚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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