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和包爾漢領導新疆起義，投誠后，麾下10萬大軍何去何從？

1949年8月初的迪化街頭，烈日炙烤著石板路，軍號聲與清真寺的鐘聲此起彼伏，一座偏居西陲的省城已悄悄走到抉擇關口。就在這段所有人都說“風沙帶著火藥味”的日子里，一場決定十萬軍人生死去向的博弈正暗流涌動。

情勢由河西走廊傳來。第一野戰軍南北對進，西寧陷落的消息像一道閃電劈開塔城到喀什的軍營。蔣介石的電文三天兩頭催促“死守新疆”，可電報機前的陶峙岳只是沉默。他剛到新疆一年，卻已看透手中“十萬”數字的水分：補給不足，官兵散漫，真能拼命的恐怕不到六成。再硬撐，結局無非兩條——玉門關外被截，或是伊犁草原被困。兵法講求勢，勢盡了，就得換活法。

包爾漢的處境同樣微妙。這位維吾爾族省主席先是要穩民心，又要避強敵，天天往蘇聯領事館方向張望，生怕三區民族軍突然做局外棋。新疆不能再亂，這句話他掛在嘴邊，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出路探路。省府“西大樓會議”成了他試水的舞臺：他表面勸大家“守土安民”，其實字縫里全是“別給中央添麻煩”。陶峙岳聽得懂，也因此決定攤牌。

會后第三天深夜，兩人第一次單獨長談。包爾漢端著一碗熱騰騰的抓飯：“陶將軍，可還記得左宗棠當年怎么收復新疆？”陶峙岳放下筷子，輕聲回了一句：“左公的旗是大清的，我若起事，可是五星紅旗。”短短一句，已表明態度。兩人相視，都笑，卻沒人敢太大聲——窗外巡邏哨兵的靴底敲在青石板上，夜風里格外清晰。

隨后的一周，是心理與槍口的雙重較量。駐軍里最硬的三位將領馬呈祥、葉成、羅恕人被動員撤往酒泉，卻暗中謀劃“挾持司令，退守南疆”。計劃走漏，陶峙岳親自騎馬趕到騎一師師部，把三人堵在地圖前：“新疆一響炮，十個城鎮就要陪葬，你們扛得起？”對方面面相覷，終究沒敢拍桌子。

9月15日，一封由張治中經鄧力群緊急轉交的電報漂洋過嶺送到迪化。毛澤東和周恩來用最簡短的字句點破關鍵：只要起義，中央保證各族一起進新生。電文像一顆定心丸，雙方再無遲疑。四天后，包爾漢致電北平，宣布“與國民黨反動政府脫離關系”。敬辭鄭重，卻寫得痛快。

9月25日，軍方通電起義；次日，省政府跟進。時間只差二十四小時，卻足以穩住民心。就在同一夜，遠在蘭州的王震下令一兵團壓縮休整，提前西進。裝甲車的履帶聲沿戈壁滾滾而來，給搖擺觀望者最后通牒。

意外仍有殘響。葉成的心腹李文龍在景化打死營長后率兩連南逃，試圖點燃反撲。韓有文奉命追截，三天之內繳械收編。吐魯番又亂，陶峙岳連夜飛哈密，越過戈壁向彭德懷當面求援。老人家拍著他的肩膀：“五天，戰車團就到。”一句話，再度穩住了陡峭局勢。

10月20日，胡鑒的戰車團首先駛入烏魯木齊，鐵甲車上的八一軍徽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個月內，二軍、六軍相繼南北對進，三區民族軍與起義部隊在天山腳下握手——三支旗幟不同的武裝，同站一列點名，成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標志性畫面。

眼下擺在桌面上的最后難題，是“十萬舊軍”該怎么編。北京的指示不拖泥帶水：整體編入新疆軍區，番號22兵團，陶峙岳掛帥，原番號不動，營連干部原則留任，逐連配政治指導員。用行話說，軍心不能散，骨干不能丟，思想得換裝。陶峙岳心里那塊巨石這才落了地。

1954年，中央再下一紙命令，22兵團整體改編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槍換鎬頭，營房變農場。舊軍官們苦笑著說“這回得跟棉花打仗了”，可真要下田，沒人退縮。塔里木河畔新城一排排兵舍拔地而起，昔日馬隊兵如今騎著拖拉機奔波，戈壁灘上第一次長出大片棉花海。

生活上的麻煩也不少。十萬大小伙子扎根邊塞，卻幾乎沒人成家。陶峙岳連打數封電報，請求內地“幫忙解難”。1950—1952年，湖南、山東、上海等地陸續有大批女兵、女教師、醫護人員分批進疆。湘江水土遠，姑娘們一落地就被本地風沙洗禮，仍有人爽朗地說：“嫁人就嫁兵團漢。”到1956年，“光桿”問題基本清零，荒原上響起嬰兒啼哭，也有了新式學校、簡易醫院。

待遇如何？中央早有明文：起義官兵與八路、解放軍一體，同晉升、同分房、同糧餉。一名老連長后來感嘆，“換旗不換情，我們守邊也是保家國。”幾年下來，他們中的不少人成了兵團處長、地委書記、農場政委。有人再度握槍，參與剿匪、出國作戰；也有人把一輩子交給棉田與機井。去留皆由組織安排，卻都認定那天的選擇值當。

邊疆終于恢復寧靜。回想起當年西大樓隱秘的低語、迪化街頭的焦灼、鐵甲車駛過時的震響，人們說，是那一紙電報救了新疆；陶峙岳卻常擺手：“沒有包主席扛起地方大局，我一聲將令也落不到地上。”兩位老人此后常并肩在天池邊巡視，看胡楊與白楊倒映湖面，垂暮時分仍相約對弈，說到哪天能把這片戈壁變成良田。

十萬舊部落下鋤頭時，身后已是一座座新城的雛形。歲月走遠，當年的起義通電或許漸被塵封，但那群逐沙而來的身影還在，耕地、修渠、種棉、建廠，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守衛了新疆，也給自己的命運寫下了平凡卻硬朗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