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一國軍少將偷偷對解放軍代表說：我1924年就入黨了

1896年，汪維恒生在浙江諸暨的一個普通農家，家里條件不算好，勉強讀了幾年私塾，19 就去本地小學當教員混口飯吃。

要是沒遇上那些“不一樣的書”，他可能這輩子就是個鄉下先生，守著幾間教室過一輩子。可他怎么都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在日后成為“國軍少將”，甚至還在上海解放之后，對著解放軍代表說自己早在1924年的時候就已經入黨了，這個“黨”，指的自然就是共產黨了。

他的身份，究竟為什么如此“奇怪”呢？

一切還要從1917年說起，當時，上海來的進步刊物像《新青年》《向導》，會偷偷傳到鄉下。汪維恒夜里關起門，就著油燈看，越看心里越熱：原來這世道不是天生就該這樣，洋人欺負中國人，地主壓榨佃農，這些都能改？

他越想越坐不住，1918年揣著攢了半年的薪水，跑到上海讀法文學校。在上海，他見著碼頭工人被洋人用鞭子抽，見著資本家把發霉的米摻在好米里賣給窮人，心里那點“改世道”的念頭，慢慢長成了實打實的決心。

后來他想，光有想法不行，得有本事。1919年，他考進了北京軍需軍官學校，學的是管軍隊后勤，誰也沒料到，這門“管錢糧槍炮”的本事，后來成了他潛伏20多年的“護身符”。

1921年畢業之后，汪維恒回浙江在浙軍當軍需官。那時候的浙軍魚龍混雜，有保北洋的，有投國民黨的，還有偷偷搞革命的。1923年夏天，他在寧波開會時認識了張秋人，這人是上海團區委的委員，也是共產黨員，說話直來直去，講馬克思主義不繞彎子。

“維恒，你覺得這世道爛在哪兒？”張秋人遞給他一本《向導》，“不是換個皇帝、換個總統就完了，得讓老百姓自己當家。”汪維恒聽著，心里那團火一下被點燃了。1924年，在寧波一個小閣樓里，他對著黨旗宣了誓，成了寧波最早的黨員之一。

那會兒國共剛合作，組織讓他“打進去”，先加入國民黨，借著國民黨的招牌干革命。1925年，汪維恒憑著浙軍軍官的身份，順理成章成了國民黨黨員，還被派到臺州管黨務。白天他給國民黨寫報告，晚上就找進步青年偷偷聊：“跟我來，咱們干真革命，不是掛個名兒。”

1927年“四一二”那天，汪維恒正在杭州開國民黨的會。會開到一半，外面突然槍響，有人沖進來喊：“抓共產黨”！他心里一緊，趁著混亂從后窗跳出去，一路跑回臺州。

等他回去才知道，浙江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死的死、逃的逃，寧波地委幾乎全被打散了。組織上找到他，說：“現在沒法公開干了，你得藏起來，在國民黨里站穩腳跟。”汪維恒咬咬牙，把黨員證縫在棉襖夾層里，從此成了“隱身人”。

此后，汪維恒就靠著軍需官的本事，在國民黨里慢慢往上爬。那時候國民黨軍隊里，管后勤的最容易撈錢，買糧草虛報數目，做軍裝偷工減料，沒人查就能發大財。

可汪維恒偏不，賬本記得比誰都細，買東西要貨比三家，手下人想搞小動作，他就瞪著眼說：“軍費是老百姓的血汗，誰敢動一分，我就送他去軍法處！”

有人笑他傻：“汪軍需，你這官當得有啥意思？”他總笑笑：“沒意思，才安全。”他心里門兒清，越是不貪不占，國民黨才越放心把重要差事交給他。1930年，他被調到南京軍需署，手里管著十幾個師的給養。

這時候他才明白，組織讓他“站穩腳跟”，是要他站到離敵人心臟最近的地方。

可沒成想，跟組織的聯系斷了。白色恐怖越來越厲害，地下黨機關一個接一個被破壞，當初跟他接頭的人要么犧牲了，要么失聯了。汪維恒拿著那個縫在棉襖里的黨員證，心里急得慌，可又沒辦法，他只能等著，等著組織來找他，這一等，就是十多年。

1938年，抗戰正緊，汪維恒在西安碰到個叫史永的“上海商人”。兩人喝了幾杯酒，史永突然說：“聽說你當年在臺州，幫過不少‘朋友’？”汪維恒心里一緊，嘴上卻裝糊涂：“都是過去的事了，記不清了。”

史永從懷里摸出個小紙條，上面是個暗號，那是1927年組織給他的聯絡信號。汪維恒這才知道，組織終于找到他了。可史永不知道汪維恒的老底，只覺得這個國民黨軍官思想進步、為人可靠，是個可造之材，想“發展”他入黨。

汪維恒又驚又喜，以為是組織來恢復他的關系，可潛伏紀律刻在骨子里，他不能露餡，只能“演”。

史永跟他講革命道理，他就裝出顧慮：“家里負擔重，怕連累老婆孩子”“風險太大，我再想想”。史永耐心勸了好幾次，汪維恒才“松口”，重新填了入黨申請書，辦了入黨手續。一個1924年的老黨員，1938年又“入了一次黨”。

這個天大的誤會，直到全國解放后，史永整理檔案時才發現，當時哭笑不得。可也正是這個誤會，成了汪維恒最安全的保護色：在史永這條線上，他是“新同志”，沒有任何歷史包袱，能更放心地傳遞情報。

重新接上組織，汪維恒像有了主心骨。他手里的軍需權，成了獲取情報的利器，國民黨軍隊的調動、軍火庫存、后勤部署，他摸得門兒清，這些情報，都通過史永一條線送到了延安。

1943年，汪維恒在重慶開軍事會議，聽見蔣介石跟胡宗南密談：“等秋收后，把陜北圍起來，一舉解決。”他心里咯噔一下，那會兒八路軍在陜北缺糧缺彈，真被圍了后果不堪設想。散會已是半夜，他借著查哨的名義，繞到八路軍辦事處附近，把情報送了出去。

等胡宗南帶著部隊開到陜北邊境，發現八路軍早有準備，只能灰溜溜撤了。后來周總理還專門說：“那次多虧了汪維恒，不然陜北就危險了。”

1946年，汪維恒升了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管著華東、華中的后勤。每天下班，他都鎖上門，把情報抄在薄紙上，要么讓家里的老保姆裝進菜籃子帶給史永，要么趁夜里散步，埋在玄武湖的柳樹下。

有次蔣經國帶人查賬，翻到他的筆記本，皺著眉問：“這些數字記這么細干啥？”汪維恒鎮定地說：“副司令管后勤，心里沒數可不行。”蔣經國沒看出破綻，罵了句“死板”就走了。

1948年遼沈戰役前，汪維恒借考察軍需的名義，跑了河北、東北好幾個地方，把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兵力、布防都摸得清清楚楚，編成一本小冊子交給組織。后來遼沈戰役結束，我軍匯總的殲敵數字和繳獲物資，跟他提供的情報幾乎一模一樣。

1948年底，國民黨開始往臺灣跑。陳誠要去臺灣籌備退路，第一個想到的后勤主管就是汪維恒，陳誠一直覺得他是“百年難遇的后勤奇才”，清廉又能干，兩次被撤職都是他保下來的。陳誠讓汪維恒當臺灣第十補給區少將副司令，去臺灣打前站，為幾十萬人的撤退做準備。

去還是不去？汪維恒犯了難。去，可能一輩子回不來，要跟家人在臺灣接著潛伏；不去，多年的偽裝會功虧一簣，而且組織也需要有人摸清國民黨在臺灣的部署。他咬咬牙，決定去，個人得失，在歷史洪流面前不算啥。

他帶著全家人登上了去臺灣的輪船，在臺北住進日式小平房，白天規劃港口、修倉庫，晚上就把國軍的兵力部署、軍火庫位置默記在心。

1949年，汪維恒收到了史永寄來的信，那上面只有一首詩，可他一眼就明白了，這是組織讓他回家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幾天，他的家人被緊急送到基隆港，登上了最后一班去上海的輪船。

船剛離港，陳誠的夫人就坐車追到碼頭，沖著輪船大喊：“不要走！危險！大陸危險！”那聲“危險”，透著一股真情，在陳誠夫婦眼里，是在關心朋友；可他們不知道，汪維恒一家人，是從“危險”里逃回了真正的家。

1949年5月27日，汪維恒把財政局的3560箱檔案、賬本全交了出去，一分不差。跟顧準接上關系后，他第一句話不是表功，也不是訴苦，而是問：“組織上還有什么任務？”

后來他當了上海市地政局局長，還是老樣子，每天騎自行車上班，辦公室里就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下鄉查土地時，跟農民一起蹲在田埂上吃糙米飯。有人說：“汪局長，你以前是少將，現在咋過得這么素？”他說：“少將是假的，黨員才是真的，黨員就該這樣。”

可他心里一直有個疙瘩：黨齡。

1924年入黨的介紹人張秋人早就犧牲了，1927年后又跟組織斷了十幾年聯系，手里只有那個縫在棉襖里的舊黨員證，啥證據都沒有。有人勸他：“要不重新入黨吧？”他搖搖頭：“我 1924年入的黨，就該從那年算，這不是賭氣，是原則。”

直到1984年，中央派人查了十幾年，找了當年的老地下黨，翻了國民黨的舊檔案，才確認了他1924年的黨員身份。

那天，80多歲的汪維恒戴上老花鏡，把恢復黨籍的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老淚縱橫，他等這個身份的認可，等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