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田野 叩問古今（考古中國）

周飛亞

山東青島市瑯琊臺遺址出土的龍紋空心磚局部。

河北張家口市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玦形玉龍。

新疆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出土的金銀平脫花鳥紋銅鏡。

河南新鄭市裴李崗遺址出土的陶塑。

河北陽原縣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穿孔裝飾品。

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遺址東區墓地的大型墓葬。 以上圖片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對石制品原料做熱處理的爐灶，為東亞首次發現，加之早期陶器已經在少數地區出現，說明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發明的有控制性用火，至此已經迸發出文明的火花，中華文明探源，應該向更久遠的歷史縱深推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發布會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發出這樣的感慨。

此次入選的考古新發現，包括河北陽原縣新廟莊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新鄭市裴李崗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張家口市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青銅時代遺址、山東青島市瑯琊臺戰國秦漢時期遺址、新疆吐魯番市巴達木東晉唐時期墓群6個項目。這些新發現，不斷解決著重大學術問題，為歷史文獻記載提供實證，豐富我們對古人類發展的認知。

新廟莊遺址位于被譽為“舊石器考古圣地”的泥河灣盆地。遺址發現距今12萬—1.3萬年的6期遺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術風格石器、石葉、小石葉、細石葉等石器技術，構建起貫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其中，小石葉技術被認為是早期現代人的典型石器技術，2號地點發現的小石葉技術距今4.5萬—4.2萬年，為華北乃至東亞最早。莫斯特石器是首次在華北地區被發現，意味著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達或影響中華腹地。5號地點出土的數量豐富、質材多樣(尤其是海洋性動物骨骼材料)的穿孔裝飾品，不僅是當時人類審美追求的物證，還蘊含當時古人群遠距離貿易、手工業專門化、社會分層與復雜化等多方面信息，與復雜用火遺跡、精美石器一道，預示一場對人類歷史進程影響深遠的技術與社會革命即將發生。

裴李崗文化是中原地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分布范圍廣、對周邊地區影響很大。對裴李崗遺址的考古發掘，確認下層存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為探索中原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遺址出土了數量豐富的陶塑，主要為人物及動物形象，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頭之一。對出土的陶質小口尖底瓶的檢測，發現了采用水稻為原料的紅曲霉發酵技術進行釀酒的證據，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新廟莊和裴李崗兩個遺址，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就進行過多次發掘，如今，新一輪考古調查、發掘與多學科方法的運用，揭示出多個新地點和前所未有的材料與信息，使老遺址再次煥發出新活力。這也提醒我們：在新的學術理念和科技手段支撐下，一些早期調查、發掘、研究過的區域或遺址，可能仍具備以前未能認識到的學術價值。

紅山文化晚期人群為何在遼西地區突然失蹤？他們遷徙到了何處？長久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學界。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終于解開了謎團。碳14測年顯示，鄭家溝遺址1號積石冢年代距今5100年至4800年，遺物既保留了紅山文化典型元素，又兼具本地特色，可能代表了紅山文化向西南擴散過程中與張家口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對1號積石冢出土的24例人骨的全基因組測序結果表明，鄭家溝人群與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人群有很強的遺傳聯系，應屬同一族群。墓葬和祭祀坑出有器物600余件(套)，包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飾品，其中的玦形玉龍是紅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鄭家溝遺址證實紅山文化曾向西南遷徙，延長了紅山文化的時間軸線，擴大了其分布范圍。遺址考古項目領隊龔湛清介紹，目前，已在張家口地區發現同類積石冢200余座。“這片區域有沒有牛河梁壇廟冢一樣的祭祀中心？這些冢的結構是否有所區別？冢與冢之間是什么關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指出，遺址還存在許多未解之謎，這些問題都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呼斯塔遺址是一處由核心區城址、墓地及核心區外圍遺跡構成的面積超過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東區墓地內的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為公元前2800—前2600年，是新疆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存之一，形制特殊。墓中出土的一把銅刀，是歐亞草原所見最早的錫青銅制品之一。出土的權杖頭為戴帽子的人面形象，面相寫實、逼真，前所未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認為，呼斯塔遺址的發現豐富了人們對新疆青銅時代的認知，期待未來獲得更多發掘成果。

瑯琊臺遺址考古確認了由山頂高臺建筑和山下院落構成的“秦修漢葺”的高等級建筑群。山頂建筑基址總面積約45000平方米，分為多個層級。最上層為核心殿堂基址，東、西兩側不同層級臺面上發現房間、廊道、院落門址、石鋪道路及排水設施等。出土的夔紋大半圓瓦當和龍紋空心磚等高等級建筑構件，可證實文獻中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筑“瑯邪臺”的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云翔認為，瑯琊臺遺址集中展現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工程技術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是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機制的又一例證。

巴達木東墓群是一處晉唐時期的墓葬遺存，為深入研究晉唐時期國家治理、文化融合、絲路交流提供了關鍵性實物資料。唐墓隨葬器物以彩繪泥俑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時”俑、男女立俑及馬、牛、駝等動物俑。口含、手握錢幣的葬俗普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出土《天寶八載木券》一組，殘存墨書230余字，初步釋讀應與中原喪儀中的“斬草儀”有關，展現了西域社會對中原文化的深度認同。遺存內涵豐富，再現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歷史場景，見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治理與文化浸潤。

此次入選的遺址，大多經歷了數年的發掘研究，如裴李崗遺址的發掘持續8年，呼斯塔遺址發掘歷時10年，瑯琊臺遺址至今也已有7年。這說明，重大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并非僅僅源于運氣，而是鍥而不舍、砥礪前行的結果。眾多考古人立足田野、叩問古今，幾多辛勞、幾多挫折，在艱難與困惑中偶有撥云見日、柳暗花明的突破與驚喜，推動著我國考古事業登上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