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土匪頭子派人給新四軍送來一張借條，張口就借40萬發(fā)子彈

一九四五年新年后不久，四明山深處的幾處村落忽然熱鬧起來。披著羊皮褂、背著長短槍的漢子們排著隊，把身份證明一樣的借條交到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登記桌前。就在半個月前，這些人還被寧波、嵊縣一帶的百姓稱作“落殼”，如今卻要改穿灰布軍裝。許多人不知道，故事的轉折，其實始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那張“借四十萬發(fā)子彈”的紙條。

事情要往前推幾個月。當年夏季，日軍在長江下游收縮防線，蔣介石卻急著在浙東搶地盤。國民黨第七十五師與兩個保安團合計數千人，自姚江口溯溪而上，計劃把四明山里零散的匪股“一鍋端”，再順勢筑堡，占住交通線。對山匪而言，這支隊伍比日本人更難纏，因為頑軍熟悉地形，彈藥又足。幾場遭遇下來，“落殼”們傷亡慘重，尤其是王鼎山的隊伍，被迫退到海拔七百多米的亂石崗，只剩不到五百條槍。

王鼎山出道二十年，打家劫舍、綁票拼殺樣樣都干過，可這一回他第一次感到孤立無援。手下弟兄滾在泥地里拆子彈殼，想倒出最后一點火藥拼命，正煩躁間，副頭目徐三悄悄遞來一張皺巴巴的信封。信封背面寫著一句話：“陳山在梁弄，或可一談。”陳山這個名字，王鼎山并不陌生——半年前還一起喝過燒刀子。不同的是，如今陳山已經披上了新四軍袖章。

夜色中，王鼎山把竹燈火吹滅，用匕首蘸了點墨汁，寫下十六個字：“借彈四十萬發(fā)，山高水長，王鼎山親簽。”他押了一指紅泥手印，又命心腹挑選兩名機靈漢子，下山探路。三天后，這張奇怪的“借條”擺在了縱隊司令員譚啟龍與參謀長的桌上。參謀長皺眉：“他若拿了子彈回頭再作惡呢？”譚啟龍卻搖頭：“他已無路可退，得的是一條活路。”

此時的浙東抗日根據地猶如嫩芽，既要對付日偽的搜剿，又得防范頑軍進襲，彈藥緊張到極點。可譚啟龍還是批示：“可談，但不能給彈，先要人過來。”傳話的任務再度落到陳山肩上。對這位三十二歲的“新昌四杰”之一而言，進出匪巢并不陌生；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曾以說書先生的身份打進王山虎部，策動分化，收下了三百余人，后來改編為嵊東抗日自衛(wèi)中隊。

這回陳山帶著一袋陳年谷子、幾匹藍印布做見面禮，翻山越嶺潛入王鼎山的駐地。山寨里，幾百條槍對著他，氣氛如拉滿的弓弦。陳山把手一攤，說了句：“子彈沒有，路子有！”王鼎山悶聲不吭，軍機帳里只聽得火藥殼在火盆里“啪”地炸裂。沉默良久，王鼎山低聲回了兩個字：“細說。”短短對話，決定了他和手下生死的走向。

陳山攤開一張粗布地圖，圈出浙東縱隊的控制區(qū)，指出頑軍南犯的路線，又強調新四軍的籌糧、軍紀與改編辦法——繳械入編者保留骨干，并可帶家屬下山。“你我都是土匪出身，但國民黨只當我們炮灰；日本人更要命，把你我當豬狗。跟著共產黨，至少有條生路。”他說罷遞上紙條，上書“渡頭接應”四字。王鼎山沉吟許久，終究把手槍往桌上一擱：“好，聽你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凌晨，細雪飄在四明山的箭竹和古楓之間。王鼎山所部打著白底紅字“嵊新奉大隊”旗號，自亂石崗悄然南撤。山腳下，新四軍五支隊一個排點燃松明火把，為他們引道。婦孺走在中間，槍聲時遠時近，但沒有一人掉隊。兩天后，王鼎山三百七十多名可戰(zhàn)斗人員全部整編完畢，家屬被安置在慈溪、上虞交界的根據地村莊，發(fā)放口糧和棉被。此舉如同推倒頭籌骨牌，隨后半月內又有七八股“落殼”前來歸隊，四明山的匪患自此絕跡。

借條終究沒有兌現，新四軍也確實拿不出四十萬發(fā)子彈給任何人。但王鼎山很快發(fā)現，縱隊的紀律與待遇比他想象中要實在：繳獲的財物先交公，再統(tǒng)一分配；行軍紀律嚴苛，借宿必付銀元或米糧；打土豪也只沖頑固鄉(xiāng)紳開刀，不擾百姓。弟兄們從挖番薯、砍柴到識字、練射擊，日子雖苦卻有奔頭。一次班務會上，新戰(zhàn)士小劉剛寫出人生第一張請假條，大伙圍觀起哄，王鼎山難為情地接過來：“我也得跟著識字。”

八月日本投降，浙東的槍聲并未平息。國民黨軍隊分批東撤，拉走糧食，搶走農具，引得民怨沸騰。王鼎山率九連在上虞曹娥江邊截獲一支后勤車隊，把搶掠的稻谷全數運回山下分給鄉(xiāng)親。他的作為讓那些猶豫未決的山匪深受觸動，“舊社會迫人當匪，如今匪也能護鄉(xiāng)親”的口碑傳開，浙東根據地的群眾基礎更穩(wěn)了。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浙東游擊縱隊與新四軍沿海部隊合編為華東野戰(zhàn)軍一縱九團。王鼎山時年三十七歲，出任副團長，指揮過濟南戰(zhàn)役東線突擊，背部中彈仍不下火線。淮海戰(zhàn)役后，許多官兵在傷病休整時才知道，這位臉上刀疤縱橫的副團長，昔日竟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匪首。大伙打趣道：“老王是把借條換成了黨證。”王鼎山憨笑，答得很干脆：“舊賬一筆勾銷，只認現在這條路。”

有意思的是，那張借條后來一直夾在浙東縱隊檔案里，黃紙早已發(fā)脆，墨跡卻仍可辨認。檔案員統(tǒng)計數字時發(fā)現，縱隊自一九四四年底至抗戰(zhàn)勝利，不但沒支出額外四十萬發(fā)子彈，反而因為收編“落殼”繳獲的雜牌槍支和偽軍彈藥，凈增子彈二十余萬發(fā)。王鼎山的“荒唐”請求，反倒成了根據地武裝擴張的契機。

有人說，共產黨善于打仗，也善于用人，更善于用政策化敵為友。四明山的實踐說明，政策并非空洞口號，而是要通過熟悉當地、敢冒風險的人去落實。譚啟龍頂住彈藥匱乏的壓力，陳山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才讓借條變成通行證。戰(zhàn)爭年代，人命關天，一念之差，天地迥異。王鼎山的一槍一彈，從此只向著侵略者和壓迫者。

后來歲月變遷，四明山早已回歸寧靜。每逢清明，當地老人仍會領著孫輩來到曾經的亂石崗，指著曾經的埋鍋洞說，那里有個脾氣火爆的王大隊長，他把借槍和還心，寫在同一張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