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安定？精神科醫生姜濤談他診室里的中國病人

姜濤

北京安定醫院是一家北京市屬三級甲等精神專科醫院，醫院創建于1908年。姜濤醫生1993年入職安定醫院，目前從事精神科臨床已有三十余年，擔任精神科病房主任二十余年。

精神科醫生和社會學家、記者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琢磨“人”。姜濤在多年行醫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臨床診療病例，主要在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抑郁癥、焦慮癥、睡眠障礙以及酒藥物成癮等多個精神科常見疾病方面有豐富的診療經驗。

據姜濤介紹，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精神醫學和精神疾病治療發展歷程的第一個重要節點是1997年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上市。當時精神病院主要針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此后治療從單純癥狀控制轉向強調患者功能恢復，從長期住院護理模式轉變為社區或家庭康復。從2002年起，特別是“非典”之后，北京安定醫院開展了北京市抑郁癥流行病學調查，2005年結果顯示，北京市十五歲以上人群抑郁癥患病率超過百分之六。全社會開始迅速關注抑郁癥、焦慮癥、雙相情感障礙、強迫癥和軀體化障礙等情緒相關疾病。與此同時，中國精神病診療體系逐漸與世界發達國家接軌，在某些領域超過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后，兒童青少年的抑郁、焦慮、發育問題以及與上學相關的情緒行為問題上升為精神科重點關注和診療領域。

2026年1月，姜濤出版了《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講述了一些常見精神疾病的診療故事，希望幫助普通人看見、了解精神疾病。《上海書評》就精神疾病的社區康復、個體化治療等話題采訪了姜濤。

《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姜濤著，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1月出版，326頁，58.00元

近年來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問題在新聞中的出現頻率明顯增加。您曾提到流調顯示，青少年的抑郁焦慮發生比例要比普通人群要高。特別是經歷疫情之后，有很多來到您診室的“突然壞掉”的孩子。您在書中提到“直升機父母”“孩子替家庭生病”，案例中的孩子出現厭食、自傷（非自殺性自傷）的行為。是否近年來青少年的發病機制呈現出某種東亞社會特有的模式？

姜濤：也不完全是，我認為有幾方面原因共同導致青少年抑郁的發生率逐漸升高。

第一與其成長環境密切相關。很多孩子成長中普遍缺乏挫折教育，大部分在家里都是被視為寶貝，他們可能只知道被關注、被關照、被照顧，而不知道如何去照顧別人或幫助別人。從心理上來說，他們更多是索取情緒價值，而非奉獻。因此，他們的責任感、關心他人的理念，以及情緒價值和世界觀都相對較弱。

第二是網絡和手機的普及。這使很多孩子相對封閉在網絡世界中，在現實生活中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都出現問題，表現出隔離感。于是他們與人群產生分離焦慮。這種焦慮導致孩子的交往能力下降，在集體環境中適應能力差，包括與老師、同學、競爭對手、欺負他們的人、不喜歡的人或不喜歡他們的人，都不知道如何相處，這也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另外是青少年在學校受到的壓力。現在學校教學模式往往容易導向唯分數論、唯重點學校論、唯清北論。如果孩子沒有能力適應這種高節奏、高強度的學習環境，就可能被淘汰，或者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和焦慮、抑郁。

無論是在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還是偏遠地區，都可能面臨這些問題——手機依賴、學習壓力和人際交往問題。當然，書中提到的家長教育方式、直升機父母，以及錯誤的愛等，也會導致這些問題的出現。

三十多年前，人們口中的“精神病”往往指的是精神分裂、躁狂等比較嚴重的精神疾病。但是現在，除了青少年兒童之外，在青年甚至中年人中，因為整個環境壓力比較大，抑郁、焦慮、失眠這類情緒障礙的情況也很多。出現這些變化的原因有哪些？

姜濤：要說原因，主要當時生產力水平相對低，大家的資源基本平等，心理上的落差較小，所以引起的焦慮、憤怒或不舒服的感覺相對不明顯。那時候相對比較平靜，但這種平靜是心理健康的低級別狀態。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及社交資源和網絡的增多，各方面的要求也增加，人們的心理落差開始變大。一些人可能會先富起來，另一些人發展慢一點。這種落差一旦加大，人的心境就會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一個群體內部，資源競爭過程中經常會出現落差和不平衡，導致情緒障礙越來越多。焦慮、抑郁、恐懼、憤怒等情緒逐漸增多，情緒相關的精神疾病也越來越多。

在上海，比較有名的精神科醫院就是宛平南路600號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現在去600號看病好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不像以前那樣有病恥感。像這樣感覺自己不太對勁，知道去看病，但還能上班的情況挺常見的。這是否屬于情緒障礙？如果不加干預和控制，是否可能發展到比較嚴重的階段？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地址

姜濤：確實現在主動看病的人多起來了。現在媒體、社會，包括整個國家，對心理健康的宣傳比較多。另一方面，現在我們的年輕人對于情緒和情感的要求比較高，他們不允許自己長期處于焦慮、恐懼、郁悶的狀態。因為這種狀態讓他們很不舒服，或者在學習、工作中都會受到一些影響。他們必須先解決情緒問題，才能很好地學習、生活和工作。這些人會主動就醫。其中很多人只是短暫的情緒問題，比如輕度抑郁狀態、焦慮狀態或失眠狀態，但達不到抑郁癥、焦慮癥等疾病的診斷標準。這些人實際上不一定需要用藥，可以通過心理疏導、心理治療，以及自身的一些調整，比如規律生活、體育鍛煉等，在短時間內恢復。

但是，如果持續存在抑郁或焦慮狀態，并且越來越影響工作、學習和生活，以至于喪失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作、生活能力，甚至自我照料能力都受到影響，就達到了疾病的診斷標準。這時必須要用藥。這只是程度的問題，而且也與個人對情緒價值的要求有關。

在我們那一代人，大家都是忍。隱忍著，不管多難、多苦、多累，都忍著。所以那時候好像出現這種問題的人較少，但實際上，這種忍往往預示著更嚴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忍到一定限度可能就會發病，而且一旦發病就比較嚴重。

我接觸到的病人中，去精神專科醫院看病的這類人挺多。當然，還有一大部分人會去北京的綜合醫院，比如天壇醫院、北京大學附屬醫院、宣武醫院、同仁醫院、協和醫院等，這些醫院都有心理科，很多輕癥患者可能去那里就診。

也有一部分人會到專科醫院，比如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就診。來到我們這里的患者，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患有比較重的精神疾病，包括重度抑郁、重度焦慮、重度雙相情感障礙，以及精神分裂癥。

書中講到的一個案例是一個農村青年一家因“懶病”誤診，家族中自殺頻發，實際上是沒錢治病。這三十年來，精神科藥物經歷了從幾分錢（副作用大）到幾千元（新型藥）的迭代。現在的醫保體系對精神疾病治療和藥物的覆蓋大概是什么樣情況？

姜濤：這些年國家和政府對這一領域的覆蓋還是非常好的，而且改善非常明顯。以前我們剛來的時候，在行醫過程中，經常還要負責催費，比如到病人單位或者病人家里催繳。那時候很多病人雖然有公費醫療，但單位也拖欠，所以當時在治療上對這些病人的保障非常差。很多病人因為沒錢而得不到治療。

現在由于國家對此比較關注，很多病人有醫保，醫保可以覆蓋。對于一些比較貧困或沒有醫保的患者，現在還有免費治療。很多地方，比如北京的農村地區，對貧困的精神障礙患者都可以提供免費治療。這一點應該說是有很大的進步。只要上報，這些病人都會得到社區、街道、大隊的關注，能夠接受更多關心和治療，這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另外，大部分的藥物已經進入醫保目錄。包括一些特別貴的藥，通過國家努力也進入了醫保目錄，使得很多病人能夠享受這些較先進的藥物。目前很多疾病，比如抑郁癥、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等的藥物治療，實際上已經與國際接軌。現在國外用什么藥，我們的病人也能用同樣的藥。

書中提到好幾個案例都是病人出院后又多次反復發作，一輩子就蹉跎過去了。現在大多數公立醫院追求高周轉率，要求病人“快進快出”。但精神疾病往往是慢性的，當患者走出醫院大門之后，他們包括家屬可以尋求哪些方面的幫助？我們的社區有沒有相應的康復體系？

姜濤：國外的經驗是，小型醫院與社區緊密結合。急性期的精神疾病患者，無論是抑郁癥還是雙相情感障礙，在醫院住院治療可能也就幾天或十幾天，病情控制住后，并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回到社區。社區內有專門的康復機構，配備社會工作者、心理工作者，醫院的醫生也會定期到社區查訪、關注和評估這些病人的康復情況。在這個階段，病人康復的效果會相對更好一些。目前我們特別迫切需要這樣的康復機構。

像我們醫院周轉也比較快，很多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在病房住院十幾天或二十幾天后就可以出院。我們醫院設有康復病房和康復門診，一部分患者可以在康復病房繼續接受一段時間的治療。康復病房的作息就像上班一樣，早上七八點來，下午四五點離開，白天在病房里開展康復訓練、心理治療等活動。

但目前這種康復機構在一線城市（比如北京）也只是少數幾個社區才有，大部分社區仍然缺乏康復訓練或康復機構。很多病人出院后就直接回到家，如果沒有家人的照顧，或者家人疏于管理，病情很快復發，又回到醫院，形成“旋轉門”現象。

其實社區康復機構并不需要特別專業的醫療人員，主要需要一些康復工作者，比如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去陪伴病人、監督病人進行康復訓練，教他們一些訓練方法，陪他們做手工，包括興趣愛好的培養，以及一些簡單工作技能的訓練。其實只要有一般的康復訓練資格，就可以開展康復訓練。

我國現在的《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是2001年制訂的。在更早之前，精神疾病被一度當成口袋病。您在書中提到，精神疾病的癥狀看似大同小異，很可能誤診、漏診。那么從“疾病分類”精確到“個體化治療”的過程中存在哪些需要克服的困難？

姜濤：對醫生來說，首先需要非常豐富的專業知識，還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能夠準確把握癥狀，敏銳發現癥狀中的疑點，然后才能有針對性地向病人詢問，并抓住病人的一些特點。

對初學的醫生來說，這需要一個培訓過程，難度較大。他們需要接觸更多的病人，積累更多的經驗。大部分精神病人在重性或急性階段是不配合精神檢查的。如何讓病人表達出最核心的癥狀，這需要醫生的經驗能力以及主觀的醫療直覺。這實際上是通過經驗積累形成的。

我們醫院實行三級查房，如果年輕醫生判斷不了，還有二級醫生，甚至更高級別的醫生共同探討。我們主要從發病原因、發病過程、典型的臨床表現、病程特點，以及病人與周圍人的互動過程和周圍人對病人的反應，來得出基本且正確的診斷。此外還有集體討論和疑難病例聯合討論的機制，所以現在錯診和漏診的情況相對少得多。

現在我國很多醫院（不僅是精神科），患者與醫生比例遠遠超過國外的水平。一方面我們想推進個性化治療，但另一方面在資源上存在限制。據您所知，是如何實現平衡的呢？

姜濤：確實病人太多了，其實精神科的缺口更大。我估計中國大約有將近五百萬醫生，而精神科醫生全部算上可能才五六萬人，只占醫生群體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需要治療或重點關注的病人，保守估計將近有一億。這些病人與醫生的比例懸殊。因此需要依靠社區和基層的篩查，防止病情發展到特重階段，做到預防為主；同時發現病人后，及時診治和控制，才能避免醫患比例差距過大的現象。

在精神醫療領域，AI的介入能否部分緩解醫患比例懸殊的問題？

姜濤：目前我們很多病人也會使用AI來詢問病情和表現，AI會給出一些合理的指導和分析。但AI源于機器學習，是一種邏輯算法。它完全依賴邏輯推理過程，缺乏共情。而精神科疾病往往是主觀形態的疾病，更需要病人與醫生之間的共情。這方面AI目前是做不到的，因此也會出現很多誤診情況。

比如同樣是抑郁，由失戀或親人去世引起的短暫抑郁，與內源性抑郁（即無原因的情緒低落）、季節性抑郁或有節律性的抑郁迥然有別。但是它在臨床上的表現完全一樣，都是情緒低落、思維遲緩、行為減退、反應抑制這些癥狀。然而實際診療過程和診療思路是不一樣的。如果你單純地向AI輸入這些癥狀信息，它往往給出雷同的治療方案。對于外因性、外源性抑郁，可能更需要的是心理治療、行為治療，以及心理咨詢、心理指導。因此AI還無法完全取代人工治療。

不過，AI這樣的工具，可以為病人提供一些心理方面的安撫。我們的病人中，有些抑郁癥患者治愈后回到工作場景和家庭，其實還會有一些殘留癥狀，他們可能需要心理支持，但往往掛不上號。這時就可以用AI傳遞溫暖的語言和交流，讓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癥狀復發和加重。這方面AI可以起到幫助作用，而且提高了效率。現在一個病人想約心理治療師或心理咨詢師，在我們醫院可能需要等待兩到三年才能掛上號。有人說心理治療師就像大熊貓一樣珍貴。

2007年學者吳飛出版了《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里面提到中國自殺大多起于家庭糾紛，自殺者多為婦女、未成年人和老人、農村居民，而西方國家的自殺者多為男性、中年人、城市居民。當然精神疾病和自殺之間的關系很復雜，尤其考慮到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能不能說，在家庭和社會權力結構中處于弱勢的人群，抑郁焦慮的發生率會更高？

吳飛著《自殺作為中國問題》

姜濤：的確有這種現象。我們曾看過一項國外針對自殺人群的研究，觀測自殺者死亡后的腦脊液，發現其中5-羥色胺代謝產物的水平要低于正常死亡人群，甚至低于正常值的五十倍。也就是說，凡是自殺的人，可能在自殺前都有抑郁問題，只不過有的是急性的，有的可能是慢性的。總體來講，在自殺人群，特別是在中國的自殺人群當中，的確存在抑郁問題。

那些相對弱勢的群體，他們面臨的應急壓力、解決問題和擺脫困境的壓力可能更大，出現抑郁、焦慮的風險非常高。當壓力巨大，解決問題又非常困難，再加上抑郁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可能會出現自殺企圖，甚至最終付諸實施。中國很多自殺案例確實背后有家庭原因，尤其是青少年更多一些。

我剛剛做過一個采訪，里面提到全球超級富豪用高薪聘請金融、法律和政府關系方面的專業人士，實際上是替自己承擔風險和責任。這些“背鍋”的專業人士，其實也是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金領”“精英”，他們的收入非常豐厚。但這些人因為長期在灰色地帶游走，往往也面臨嚴重的精神問題。這種情況與我們剛才討論的弱勢群體的抑郁、焦慮情況，有什么不同？

金伯莉·凱·黃研究金融從業者的《蛛網資本主義》

姜濤：他們可能與弱勢群體在道德價值觀方面存在差異。每個人也不同，有的人更善良，有的人更冷漠。善良的人可能焦慮更多，因為他們背負的道德壓力更大。

這些人知道這種風險與利益是共存的。我看過類似的病人，就是您所說的那類人。因為他以前做過的那些事情其實他都知道是違規的，但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人清查他，所以他非常焦慮和抑郁。這些人實際上過得很不愉快，也很不幸福。他們當中有些人會酗酒，還有很多其他成癮行為。有的是酒精成癮，在國外，有的可能是大麻或毒品。另外還有賭博以及其他一些成癮行為，用來麻醉自己。

實際上大家都面臨這種壓力。精英人群有精英人群的壓力，弱勢群體有弱勢群體的壓力。但畢竟精英人群少，弱勢群體多，所以總體自殺人群的絕對數量來看，弱勢群體更多一些。

有社會學家（如里亞·格林菲爾德）提出過一個觀點：精神疾病其實是“現代性的代價”。也就是說，以前的人活得簡單，身份固定，反而不容易瘋；現代人雖然自由了，但面臨著無限的選擇、攀比和對成功的極度焦慮，人的大腦其實進化得沒那么快，跟不上這個社會的節奏。結合您的觀察，您是否認同“社會越發達，心病越難治”？在您的診室里，是不是能明顯感到，現在的患者其實不像以前那樣，因為吃不飽飯等生存問題而焦慮，而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者無法成為別人眼中的成功者而崩潰？

格林菲爾德著《心智、現代性與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

姜濤：從某些角度來說，確實如此。大家可能同時面對的事情太多，信息量驟增，讓人應接不暇，選擇也出現困難和偏差。一旦一步走錯，可能就會出現巨大的落差或不好的結局，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張、焦慮、恐懼，心理問題特別多。對于一些個體較弱、神經素質較差的人群，精神障礙的發生率就非常高。

我碰到有很多小孩、大學生，包括一些職場人士，他們焦慮和抑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夠成功，沒有達到家長、老師或周圍人的期待，為此而自責、緊張、焦慮、感到悲觀。

還有一種情況，自己的能力與所要達到的目標實際上相差比較遠。有些孩子，包括成人，無法清楚評估自己的能力，一味追求高目標，這也會造成很大的沖擊，導致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適應，甚至發生各種情緒相關的精神障礙。

對于一些已經出現很嚴重適應問題、嚴重抑郁或焦慮的人，藥物可能還是首選，可以首先緩解焦慮和抑郁。但疾病的根源，需要患者改變自身，比如降低標準、釋懷，認識自己，理解自己，安定內心。同時，還需要更多心理和社會的救助。很多病人即使康復了，回到社會，心理咨詢、心理疏導以及社會救助仍然非常必要。康復包括身體和心理的康復，這絕對不是醫療部門單獨能解決的問題。

您也提到過，大多數精神病患者無法遵醫囑，如何讓該吃藥的人乖乖服藥？

姜濤：有很多種方式，其中一種是需要病人自己對疾病有一定的判斷力或認知能力，也就是自知力，能夠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吃藥。這樣病人可能會接受治療，主動服藥。

還有的病人是因為害怕住院、害怕家屬再讓他住院，雖然認為自己沒病，但也能配合吃藥。不過吃藥時經常偷工減料，偷偷不吃，必須在家屬監督下才能完成。

另外有一部分病人根本不吃藥。在住院時吃藥，但出院后無論什么情況都拒絕吃藥，大部分這類病人無法完成醫生制定的治療方案，這可能導致病人經常復發、反復住院。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方法。一是社區康復干預，由康復機構工作人員，包括護士，幫助或協助病人吃藥，或者訓練其自動服藥，這是最好的方法。還有強制吃藥，由家屬在監督下讓病人吃藥，但實際操作比較困難。有時病人會千方百計藏藥、不吃或吐藥。另外就是改為其他服藥方式，比如將藥做成水劑或粉末，加入飯里或水里服用；或者長效藥物，比如一個月打一針，或一周吃一次藥，這種方法可以緩解病人不服藥的情況。對于這類病人，勸說吃藥基本比較困難。

您在安定醫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如果讓您回想一下，剛走進安定醫院那一天和現在走進醫院，感官上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姜濤：當時的安定醫院給人的感覺是比較孤單、寂寞、冷清，而且比較封閉，似乎與社會格格不入，像是被社會拋出來的一個特別獨立、奇怪的地方。

現在的安定醫院，無論硬件還是軟件都有明顯改觀。首先看起來更溫暖、更人文，無論是建筑的顏色、結構比例、外飾，以及配套設施，都比剛來的時候好了不知多少倍，這是直觀上的感受。其次就是設施上，剛來的時候非常簡單，看起來也比較原始，不夠現代。現在所有病房都有網絡、電子設備，還有音像、圖像、視頻等輔助設施，甚至還有機器人幫助，軟件和硬件都有了明顯的改觀。

現在住院的精神病人和以前也不一樣。以前的病人病情都比較重，而且長期服用傳統的抗精神病藥，病人在外觀、行動力、交流方面都顯得比較木訥、呆板。現在很多病人在病房里經過治療，或者使用目前的藥物，根本看不出來有什么精神上的問題。與他們簡單交流，感受不到異常，談吐表情也非常好，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觀。

在精神科，很多疾病可能會伴隨病人一生。如果不能徹底治愈或根除，你認為對于精神障礙患者，怎樣的生活才算比較好的生活？

姜濤：以前我們強調必須消除所有癥狀才能讓患者出院，才算痊愈。現在不再是這個理念了，因為如果通過藥物或其他治療讓癥狀完全消失，患者可能會承受無法想象的藥物副作用。這樣雖然癥狀消失了，但肢體、表情、身體以及各種生理功能，包括認知功能，都可能明顯下降，導致雖然病治好了，人卻無法回歸社會。

現在我們提出的理念是“帶病生存”。我們允許患者保留一些殘留癥狀，但前提是提高生活質量和工作能力，用藥物控制癥狀，使其不波動、不影響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殘留癥狀，也要讓患者回歸社會，參與社會工作、家庭生活，重新融入群體。

很多病人可能長期吃藥，但仍然活躍在工作第一線，而且非常有成就。現在我們很多影視明星，包括一些企業精英都在吃藥，但你絕對看不出來他們在吃藥。

“帶病生存”這個理念在其他一些疾病領域也存在，比如癌癥。現在大家對于“你是不是病人”的觀念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前不久上映的滬語電影《菜肉餛飩》里有一個情節：一對黃昏戀人，男主人公出現幻覺，精神科醫生給他開了利培酮，把女友嚇壞了。他們和好后，女友對他說：現在大街上都是神經病，所以這也不算什么。這個情節很生動地體現了現在社會的狀態——大家都有病，但可以帶病生活。

電影《菜肉餛飩》里的精神科醫生

姜濤：帶病生活其實在精神疾病中很普遍，就像感冒一樣。其實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有可能出現精神問題，有的恢復得快，有的慢一些。但總體來說，只要能夠很好地與大家相處，生活和工作都正常，就沒有問題。

我寫這本書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認識精神疾病，并且認識到精神疾病并不是可怕的疾病，它和普通疾病一樣，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有可能出現。大家只要積極面對、積極處理，就不會有大問題。所謂“認識己心，理解己心，方能安定此心”，就是這個道理。

澎湃新聞記者 楊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