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蜀地學人集體編撰中國首部《方言》的淵源研究‖宋翔

蜀地學人集體編撰

中國首部《方言》的淵源研究

宋 翔

在人們印象中，周、秦時代的方言或早已湮滅在歷史長河中。但事實上，這一時期的方言并非完全無跡可循，而是在古代文獻中留下了系統(tǒng)的記載。這些記載是如何得以保存的？又是誰將它們整理成中國第一部方言學著作的呢？線索隱藏在東漢應劭著作《風俗通義·序》的一段關鍵文字中。

東漢《風俗通義·序》

東漢《風俗通義·序》記載：“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余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wèi)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xù)，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

這段話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可分層次加以解讀：

其一，“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藏于秘室。”這表明在周、秦時期，中央王朝每年八月都會派遣“輶軒之使”出使各地，采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方言，將采集所得上報朝廷，并收藏于秘府之中。由此可見，早在周秦時代，已經(jīng)形成了較為穩(wěn)定的官方方言調查制度。方言在當時并非僅僅被視為民間口語，而是被納入國家視野，成為了解各地風俗、制度與人群結構的重要資料。

其二，“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秦王朝滅亡之后，戰(zhàn)亂頻仍，原本藏于秘府的官方檔案大多散佚，相關的方言資料也隨之亡失。到了漢代，這些周秦時期的官方方言記錄已經(jīng)基本難以見到，這意味著周秦兩代建立的方言調查傳統(tǒng)在戰(zhàn)亂中出現(xiàn)了明顯的斷裂。

其三，“蜀人嚴君平有千余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在官方檔案散佚的背景下，蜀人嚴君平仍然保存了千余字的方言資料，而另一位蜀人林閭翁孺則掌握了整理方言的“梗概之法”。這說明在蜀地，不僅保留了一定數(shù)量的先秦方言材料，而且已經(jīng)形成了初步的方言整理與研究方法。

其四，“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wèi)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xù)，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揚雄對這些方言資料與方法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利用在長安任職的便利，在各地孝廉、衛(wèi)卒匯聚的場合廣泛詢問、記錄不同地區(qū)的方言。他經(jīng)過二十七年的持續(xù)積累與整理，最終完成了一部約九千字的《方言》。

東漢《風俗通義·序》

從上述記載中可提煉出幾點認識：

第一，蜀地在周秦方言資料的保存與整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嚴君平所保存的“千余言”，很可能包括蜀地本土方言以及由蜀地傳承下來的先秦方言材料；林閭翁孺的“梗概之法”，則代表了蜀地學者在方言研究方面的方法積累。

第二，揚雄并非孤立進行方言調查，而是在繼承蜀地已有資料與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調查范圍，綜合各地方言，最終編纂成《方言》。他既是方言資料的整理者，也是這一學術傳統(tǒng)的繼承者與發(fā)展者。

第三，蜀地在周秦至兩漢的語言傳承體系中并非邊緣區(qū)域，而是在官方檔案散佚之后，仍然能夠提供重要方言材料與研究方法的地區(qū)，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在當時語言文化格局中的獨特地位。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語言是文明的重要載體。周秦時代的官方方言調查制度，說明當時的統(tǒng)治者已意識到語言差異對于理解各地社會文化的重要意義。而在這一制度因戰(zhàn)亂中斷之后，蜀地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相關的資料與方法，這為我們今天認識周秦時期的語言狀況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因此，當我們討論早期漢語方言的流傳與保存時，除關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qū)外，也有必要將視野拓展至成都所在的蜀地。正是在這里，走出了嚴君平、林閭翁孺與揚雄等學者，他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方言學著作——《方言》的形成，也為后世保存了關于周、秦時代方言的珍貴記錄。可以說，中國方言學的早期起點，與成都及蜀地有著密切聯(liá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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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宋 翔（《成都商報》原記者，中央電視臺原導演）